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蔡明亮第一次看到举牌人。那年代举牌人贩卖的是某种旅游产品。在车来人往的街头，举牌人的脸仿彿蒸发成看不见的气体，他所举的牌子取代了他的脸，他的身体。蔡明亮心头一震，悲凉掩覆，他想，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发展到穷人有一种工作叫做“罚站”？
罚站一样地抛弃尊严、贩卖时间，一小时几十块台币，一天8小时。他记得，他有一连串的问号。十几年后，在他的第11部电影《郊游》里，李康生变成了举牌贩卖豪宅的举牌人，失去婚姻、失去工作，有两个“寄居”在大卖场的孩子。电影里有一幕，仅仅一幕，他用挤出全身悲愤的力气引吭高唱《满江红》。不需要知道故事，那一幕，有一种天摇地动的力量，心脏猛烈敲击胸口，有一些疼痛。
当然，《郊游》不能简单归纳成“一个失业男人的故事”，它其实同时复杂到可以写成一篇小论文探讨，蔡明亮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电影能在美术馆上映。“故事”或说剧本，从来不是蔡明亮电影的核心，“娱乐”更加不是。所有大众习以认定的电影，漂亮的主角、动人的音乐和完整的故事，蔡明亮的电影都极其稀薄、模糊，甚至降低到零。
剧本非核心 情绪穿透浓得化不开
蔡明亮的第一部电影，得到东京影展铜奖的《青少年哪吒》（1993），还是有故事的、带著实验意味的新写实电影，述说台北边缘青少年的孤独和感伤。隔年的《爱情万岁》，他只用了3个演员，不到100句的对白，以贴近角色的长镜头捕捉细节并舍弃嘈杂的配乐。
说不上有什么故事的故事，唯巨大的孤独在缓慢的时间中回荡、缠绕，最后让观众带著迷惑走出戏院，“蔡明亮风格”就此建立。
《爱情万岁》夺下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后，《河流》、《洞》、《你那边几点》等电影分别在不同的国际大影展屡屡获奖。国际声望和高度确立，以致他不需要找拍片资金，资金总会自己找上门。然而，蔡明亮的电影不是商品。他不在乎票房，可每一部电影上档前，他都会带著演员到校园、街头和夜市卖票，以及全省走透透宣传。他确信，茫茫人海中一定有人渴求看到“不同的东西”，被开发、被丰富，从而体会到时间的重量。他在呼唤那样的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观众，有能力改变世界的某个菁英，所以“能多拉一个人进戏院就多拉一个”。
有人说，如果你能忍受一部电影开演后20分钟演员没有说一句话、能忍受电影结束时看著女主角对著镜头哭6分钟、忍受一个戏院里1000张椅子画面…没有事件发生，没有剧情推展，镜头停住，快转几分钟仍然同一个画面，能忍受这些的人就可以欣赏蔡明亮的电影了。
2009年，蔡明亮应法国罗浮宫之邀拍摄并典藏的电影《脸》，带给观众更严重的挫折，还有人看到摔椅子。罗浮宫从全世界200位导演中挑选了蔡明亮，就是被他对电影的概念及创作风格所吸引，蔡明亮也因此确立他未来的电影，将以成为美术馆的典藏品为方向拍摄。
换句话说，看蔡明亮电影需要做好文化和心理准备。他答应印刻出版社负责人初安民的邀书，出版《郊游》，借由文字稍微纾解大众疑问：“大家在想说，一个不卖座的导演，一个不红的演员，一直拍这种好像不太能理解电影到底在干嘛？”
黑暗中打不开的窗
无论拍不拍电影，蔡明亮都是一个敏锐而独特的人，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儿时成长的点滴足以看出他艺术家的天性。
开面摊的父亲严肃而沉默，但3岁以后蔡明亮就与外公外婆同住，两位老人会轮流带著他去看电影。每次因为课业不好被父亲带回家，蔡明亮就躲在蚊帐里幻想，幻想他和外公一起逃到深山，编织各种不同情节，有时自己还会被感动流下眼泪。高中时期蔡明亮开始写文章投稿，组织话剧社，写广播剧。
20岁，他带著热带雨林的体质与对戏剧的狂热去到台湾，进入文化大学戏剧系，接触王小棣带给他的“生活剧场”概念。大二那年，他看了楚浮的《四百击》。当少年安瑞因为偷了父亲的打字机和一群妓女被警车送往感化院，看著巴黎一直往后退去，安瑞抓著铁窗掉下眼泪，那一瞬蔡明亮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和他的环境相处，与城市对话。我们舍不得的是那座城市，是某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一个人。
于是他也明白了所谓“电影的力量”，明白了除了赚钱和虚荣，为何拍电影是值得的。此后，一条以艺术为媒材以对映人生的路就在眼前展开，“人生，也许有99条路是热闹的，但只有那一条是我要走的，我不怕寂寞，我要做我自己”。
我看见了，希望你也看见
对蔡明亮来说，电影只有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影像的构图，另一个是时间；前者更是电影的一切，就是电影美学，除此之外，其余皆可抛。这样一层一层的思考，蔡明亮的电影焦距，便锁定在以准确的场景和严谨的构图呈现“我所看见”。生活是连续或不连续的片段，吃饭、睡觉、发呆…一个动作或某种行为的完成，他看见了。人生是一段拼拼凑凑的故事，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碎片，也是一个慢慢了悟的过程，他看见了。焦虑、黑暗、残酷、荒凉，他看见了。
如果生活是焦虑的，他的电影就表现焦虑；如果真相是残酷的，他的电影就一样的残酷。“所以我做的事非常简单，就是我看见了、经历了，希望你也看见。但我不能让你知道什么，明白什么，你必须自己去知道、去明白”。他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电影类比成阅读。一本书可以有多样的诠释。人们阅读，通常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企图从中得到某种东西，“看电影也一样，人们以为要得到娱乐，其实真正想到的是被启发，去思考”。
一个人如果明白时间是什么，会静静地欣赏天上的月亮。蔡明亮相信这样就能够欣赏他的电影。欣赏，而不是懂，就像欣赏一幅画。这样就能够接受李康生在舞台上走17分钟的路，就只是走路，其他什么都没有。
慢，是对快速时代最大的叛逆
倘若《郊游》真的是蔡明亮最后一部电影，那么8月初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搬演的舞台剧《玄奘》，可能就是观众最后的，最接近蔡明亮机会了。为什么是玄奘？这真的就有一段故事了。5年前，蔡明亮接受蔡诗萍《华视新闻杂志》专访，节目最后的例行公事，就是给来宾一张纸，写下一个愿望。“我没有愿望，胸无大志，”蔡明亮拒绝，但制作单位苦苦逼迫，不得已，他随手写了一个“我希望将来拍玄奘”。
蔡明亮一直喜欢玄奘，反复阅读玄奘传记，每一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震动和启发。对他来说，玄奘做的事情不可思议，却也是一种反叛；他反叛这个往人群移动的世界，踽踽走向沙漠，去印度取经，甚至渡化了一群要砍他人头的强盗为善男子。
2011年，两厅院找蔡明亮做独角戏，他选了3位长期合作的演员，李康生当然是一个。蔡明亮给了李康生一个题目，要他演他自己、蔡的父亲及玄奘，这就是《只有你》。当李康生用17分钟走过半个舞台，舞台上就只有他的形体，以及走路所带出的张力。蔡明亮当场感动到眼前模糊成一片：“我等了你20年，就是等这一刻。”他看到李康生走路，缓慢、自信、从容，少年哪吒已脱胎换骨，正在成为玄奘，走出一种玄奘的精神。慢，就是对快速时代最大的叛逆。
《只有你》启动了蔡明亮往后3年的“慢走长征”系列创作。李康生化身玄奘，披著袈裟西行走到布鲁塞尔艺术节、维也纳艺术节，然后回到台北艺术节，明年还要前进韩国光州。他问李康生走路时在想什么，“念《心经》”李康生说。
《心经》蔡明亮很早以前就读了，现在他常读并抄写的是《金刚经》。面对病痛、死亡，要不就是搭飞机时，人们会读经来自我安慰，蔡明亮起初也是如此，“我和经，有一种因缘让我们靠近。”
渐渐的，他读经读到心生欢喜，终于了悟，不是为了心安而读。“因为根本不能求，因为一切都是虚幻，佛陀甚至告诉我们他什么都没说。”
这似乎就是蔡明亮电影了，什么都说，也什么都没说。没有问题，没有答案，是镜花是水月，无非心的观照，当蔡明亮这么想，他心里涌出一种幸福感。他的电影不卖钱，但二十多年来都有电影可拍，有一群频率相同的人相知相惜。他可以走进世界的核心，可以经营老派气氛的蔡明亮咖啡走廊，又生活于宛如废墟的城市边缘。“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他一步一步进入《金刚经》，走向这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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