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8日讯）一项即将在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政策，即将马来西亚“青年”的年龄上限从现有的40岁下调至30岁，引发全国青年界广泛关注。其中，来自华裔青年团体的声音尤为显著，他们呼吁政府慎重执行，并建议以35岁作为阶段性过渡点，以避免对组织结构和青年参与造成冲击。
根据《2019年青年组织与发展法令（修正案）》（Act A1602），所有注册的青年组织将必须重新定义“青年”身份，并根据新条例调整领导层年龄范围。届时，担任组织职位的青年，年龄必须介于18至30岁，任期不得超过4年。
虽然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鼓励更年轻一代参与决策与领导，并与国际标准接轨，然而在多元社会背景下，它的实施方式却引发不少担忧。
许多目前在青年组织中活跃的华裔青年领袖年龄介于30至40岁之间，不少更是长期在组织中服务超过1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组织网络。政策一旦强制执行，将导致这些经验型领导在短时间内全面退出，恐让青年组织面临严重的“经验真空”。
八大华青总理事长暨马来西亚宗乡青联合总会总会长刘俊贤今日发文告表示，目前多数青年组织尚未为顺利交棒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30至35岁的中坚成员仍扮演关键角色。
“倘若政策缺乏适当的过渡机制，可能会令原本稳定运作的组织面临结构性动荡。”
他认为，华裔青年的成长与社会参与路径也有所不同。由于教育重视及经济压力，不少华裔青年往往在26岁以后才开始有机会接触和投身社会组织。若以30岁为唯一标准，将导致他们在刚刚起步之际就被“排除在外”。
刘俊贤指出，华裔青年的社会参与节奏相较其他族群或许稍晚，多数人需待事业起步稳定之后，方有馀力参与组织发展。因此，若将青年年龄上限设定为30岁，未免过于急促，亦未充分考量不同群体的实际处境。
针对即将生效的政策，华裔青年组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以求平衡“鼓励年轻参与”与“维持组织稳定”之间的关系。
“在政策正式全面生效前，建议先将年龄上限调整至35岁，并逐步朝向30岁推进，以便组织有足够时间培养接班人。”
“针对即将实施的30岁青年年龄上限政策，华裔青年组织并非全盘反对，反之，我们高度认同让更多年轻人走上领导舞台的重要性。”
文告表示，然而，任何改革都应考量现实条件与多元背景，避免操之过急而引发组织结构上的不稳定。华青组织呼吁政府在落实政策时，采纳更循序渐进和包容的策略，以实现“鼓励年轻参与”与“维持组织稳定”之间的平衡。
“首先，我们建议设定一个合理的过渡阶段。比起直接将青年年龄上限从40岁骤降至30岁，我们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先将上限调整至35岁，作为阶段性过渡安排。”
“35岁的界限在目前的青年组织生态中，依然能够鼓励年轻化，但同时也给予组织足够时间去辨识、培训并扶持新的青年接班人，确保经验与传承得以延续。待整个生态成熟，方可再评估是否进一步下调至30岁。”
文告表示，如此安排较为务实，也更符合组织的实际运作节奏。
“其次，我们倡议采用‘双轨制’的青年定义模式,即设立两个层次的青年类别，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角色。”
“其一是‘核心青年’，即18至30岁，作为组织的主要推动力量与未来核心领导层；其二是‘专业青年’，涵盖31至40岁的群体，他们虽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青年’，但依旧活跃于组织中，并能在顾问、培训与传承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分层式结构不但可以保留经验型人才，也能为年轻成员提供明确的晋升路径与学习平台。”
最后，青年政策的制定过程必须广泛收集多元声音。马来西亚作为多元民族国家，各族群在文化、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具有不同的成长路径与青年发展节奏。
“因此，青年政策不应以单一标准或线性模式套用至所有群体。我们建议政府在政策执行前举办更多跨族群、跨区域的咨询会，真正让来自不同背景的青年能够在政策形成阶段发表意见，确保国家推行的青年政策能够贴近现实、反映多元，而非‘一刀切’。”
文告表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每个族群青年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挑战各异。青年政策若要达到真正的国家建设目的，就必须在设计上更具包容性与弹性。任何有关“青年”的定义都不应成为设限的标签，而应成为赋权的起点。
“我们重申，华裔青年并不拒绝改革，而是希望改革更具智慧、更重现实，真正为青年带来发展空间，而不是设下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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