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如果说吉隆坡甲洞（Kepong）到处都是锡矿，到了20世纪中甲洞则到处是木屋区，估计甲洞当时有两千多家木屋、两万多名木屋居民，堪称全马最大木屋区了，甲洞单是木屋区即比不少二线镇埠更多人口！话虽如此，甲洞在迈向城市化的进程中，却对木屋区居民采取强硬手段迫迁，引爆一场掀起千层浪的抗争，此外木屋区迫迁也衍生了甲洞乌鲁新村（Kepong Ulu）。
照说政府规划发展无可厚非，人民要求基本居住权利同样无可非议，两者并没有冲突、矛盾，缘何木屋区的迫迁最终形成水火不容？1941年生的老甲洞萧海金，回顾这场半世纪前的抗争记忆犹新，原来愤懑的木屋居民，不满政府以超低价卖地，发展商却不愿赔偿被迫迁者，非但没有屋地配给，也没有拆迁后的妥善安排，他们认为对在这里住了超过大半个世纪的开拓者不公平。
萧海金是1966年至1971年这场木屋区反迫迁抗争的领导人。1970年萧海金、叶新田等四人在内安令下被扣捕，1971年在数百名军警压阵下，其中38家木屋居民被驱赶，随即这些木屋被推倒，再加上一把熊熊烈火付之一炬！300多名木屋居民无家可归，寄居甲洞公立学校三个月。萧海金告知，当年火烧木屋区轰动全马，发展商唯有同意合理赔偿，1970年杪安置木屋居民在毗邻森林研究院的甲洞乌鲁（Kepong Ulu），木屋居民的艰苦抗争终有成果，此后基本依据同样模式补偿。
新一辈多以为吉隆坡甲洞（Kepong）是个新型城镇，殊不知早在1867-1874年雪兰莪战争甲洞已是甲必丹叶亚来的据点，当叶亚来的盟军彭亨军队从文冬越境进入雪兰莪，其中一路便驻扎在甲洞助战。1951年英殖民官员S. M. Middlebrook的Yap Ah Loy（1837-1885）一书，记述在雪兰莪战事平息后，叶亚来大事扩展其锡矿版图，1870年代在甲洞投入了1400元，结果产出了价值超过万元的锡米。叶亚来与叶石联营的甲洞锡矿宝号称作“德成”，那时候的万元可是个大数目。
英殖民官员John Anderson 在1824年的报告中提到，在Lumpoor（指吉隆坡）一带的采锡区包括Petaling、Sirdang、Junjong等，但除了吉隆坡之外馀者皆无聚落。专攻马来亚历史的英国学者J. M. Gullick，怀疑这个Junjong即是增江（Jinjang），而增江作为大甲洞的一份子，换言之19世纪之初甲洞已有人烟？1940年Batu Selangor Tin购置了增江园（Jinjang Estate）的214亩地采锡，可见19世纪华民零零散散在此采锡并不奇怪。1886年英殖民矿务局年鉴，描绘吉隆坡矿区的地图显示，其时甲洞已是吉隆坡锡产重镇，矿区之大远远超越淡江、安邦等地。
老甲洞萧海金告知，除了两大园丘甲洞园（Kepong Estate）与爱丁堡园（Edinburgh Estate），以及早期住宅区甲洞花园（Taman Kepong）以外，甲洞地区几乎每一块地都曾开采锡矿！据他所知，叶亚来的锡矿就在今甲洞七英里的蓝图园（Taman Usahawan），甲洞最早的矿村即在这一带形成，最终发展成今日的甲洞大街。雪兰莪战争平息后，叶亚来声望一时无两，甲洞早年聚居华民多为客家人与叶姓人氏，萧海金母亲叶氏1926年从中国被卖童养媳南来，她也是来自叶亚来乡下的惠州沙坑（秋长镇古称）。
都说Kepong地名的起源，与被Kabusan群山环绕有关，由于方言群发音的差异，客家人唤之高乌山，闽南人唤之高武山。印裔民间学者S. Durai Raja Singam称，Kepong名字源于kepung，意思是封闭，包围或围困，看似与甲洞的地形相当吻合。然而奇怪是，中文地名一开始就唤作甲洞，只是与客粤语似乎不怎么对音，惟根据冼星航老师的说法，Kepong的Kep显然是入声尾，与客家话的kap（甲）对得上，Kepong的ng则为舌根鼻音，与客家话的tung（洞）亦为近音。此外，1923年谭里夫《南洋埠名》、1928年林穆群《马来亚半岛商埠考》皆记之吉洞，1939年潘醒农《南洋华侨便览》则记之奇邦，但这两个称谓都不曾被广泛采用。
1890年，英殖民计划从吉隆坡扩展铁路北上，其中一个计划设立的火车站即甲洞。闻风而至的欧洲投资人看中甲洞，先后购地开发了甲洞园与爱丁堡园，然而即便老甲洞人未必知道的是，这两个大园丘最初是咖啡园而非胶园，直至1892年这支铁路线通车，加上树胶业开始炙手可热，甲洞园与爱丁堡园始逐渐转成胶园。1908年Arnold Wright 的20世纪英属马来亚印象一书，提及这两大园丘的胶工多为印裔泰米尔人，以及小部分印尼爪哇人，完全未提有华民胶工。
在开拓这支铁道线时，1890年《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称，铁路两旁尽是“莽莽丛林”，与今不可同日而语。至惊人是，1894年英文报Selangor Journal报道，在甲洞七英里半再有一起致命虎患，一华民男子在住屋附近被猛虎袭击，一名年迈的老华民立即上前帮助，捉住男子的腿试图从猛兽身边拖开，但却徒劳无功，不过他的呼救引来了一些华民，他们用锄头击退了虎兽，可是那男子已然毙命。这起虎袭事件发生时，甲洞街场仍未迁至七英里半，不过当地亦已有不少人烟，老虎从森林出来到村落噬人，今天的甲洞人根本无从想像！
1896年甲洞街场大火，英文报The Straits Budget称，这个距离吉隆坡中心六英里的矿村，几乎完全在大火中烧毁，41间建筑尽被焚于一旦，包括赌馆、鸦片馆与膜拜场所，报称相信是意外肇成大火，但有一些华民竟趁火打劫，已罪成判刑。大火过后，英殖民要求街场华民迁至八英里火车站一带，惟街场华民不愿意搬迁，后来双方各让一步，甲洞街场迁至七英里半，原来在七英里的街场便称作老街场。
20世纪初，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甲洞华民创设了“开明阅报社”，1909年转成开明学堂。根据报界前辈黄福地主编的《甲洞华小百年校庆特刊》、《吉隆坡甲洞华小校友会四十周年暨新会所落成纪念特刊》，1920年代再有甲洞华民创设崇德学校，二战后开明、崇德两校合并，称为甲洞开明崇德联校，1952年易名甲洞公立学校，1961年分为甲洞一、二校，2003年再分出甲洞三校。甲洞这三间华小2009年庆祝了百年校庆，足证甲洞华民坚毅的办校精神由来已久。
至1930年代，甲洞市面的繁荣，以及人口的稠密，已是吉隆坡邻近的各小埠之冠。根据1934年叶志博校长的《甲洞一瞥记》，甲洞土地肥沃，最宜种柑，住民往往在屋后空地种柑，号称甲洞柑。此外，甲洞也曾以“蓝心蕃薯”闻名，日治时期吉隆坡人多来争相购买，战时每日约可出产数千斤，蓝心蕃薯其时称甲洞蕃薯，惟战后几已无人问津矣。早在二战前，甲洞生产的蔬菜更是远近驰名，1934年第11届马来亚农艺展览会，厚皮甜柑首奖得主即来自甲洞，蔬菜方面甲洞更是囊括主要奖项，诸如蕃薯首奖、中国罗卜首奖、白芥菜首奖、黄瓜首奖、豆角首奖、芫茜首奖及次奖，芹菜次奖、洋葱次奖等，足见那些年甲洞是吉隆坡后方的大菜园。
还有一段小插曲，紧急状态时期组建的村落才列为“新村”，独立后组建的村落则被列为重组村，可是不知何故在雪兰莪政府的纪录中，1971年因木屋区迫迁衍生的甲洞乌鲁竟被列为新村？此外，甲洞乌鲁村长黎丁财告知，有心人两度欲把甲洞乌鲁新村私自改名“陈忠鸿花园”，但两度皆被不满的村民推倒村名牌，黎丁财还曾参与2010年第二次推倒“甲洞北区富路新村拿督陈忠鸿花园”村名牌行动。陈忠鸿原为马华党员，1973年被开除党籍，1978年代表民政党中选甲洞国会议员，后重返马华曾任总秘书及官拜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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