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王悦的《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与“大马来西亚计划”》
2017年7月29日由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砂拉越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婆罗洲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诗巫举行。来自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硕士研究生王悦老师发表了题为：《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与“大马来西亚计划”（1957一1963）》论文。
该论文中心含义说到：“从1957年马来亚联邦独立到1961年5月东姑公开正式提出 ‘大马计划’之前，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基本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而从1961年5月东姑正式提出‘大马计划’到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展开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但实际上我们不能笼统地将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视为‘大马计划’实现的阻碍。左翼运动本身的确是为了摆脱和推翻殖民统治并争取独立，但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由于其本身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推进了马来西亚联邦的形成。
论文的 关键词：“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由于其本身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推进了马来西亚联邦的形成” 。就这段话引起本地一些前老左人士关注或议论；并由此引发笔者的反思。以往，笔者对这一历史的认识局限为：冷战思维、英殖民者维系政经利益等因素。
“冷战思维和英殖民者维系政经利益” 的有关论述，笔者在较早年前在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和已出版的拙作（如：《砂拉越左翼运动史》、《砂拉越独立之谜》、《砂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败因》等）已说了不少，但今在王悦老师论点下产生的反思，就对下述课题作尝试性的初探：“北婆三邦左翼运动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
一、种族结构与左翼运动的失衡。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三邦的左翼力量发展中，砂拉越被视为左翼力量发展的相对迅速和较强大的。可是仍局限于城镇和城郊的华族群众，其他民族，即做为多数民族（约占70％）的达雅民族和马来民族却很少数者有参与左翼运动行列。
依据1961年砂拉越人口普查数字：总人口为74万4391。华族仅占30.9%（22万9067），其他民族共占69.1%，其包括达雅族39.40%、马来族和马兰诺族等其他民族占29.7%。
在象征全民运动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只有不达30%的人民参与的运动（估计有80%华族以及约有2%左右土著民族的参与和不同程度的支持或同情革命运动）的现实，定夺了左翼运动的后果。
战后至今七十年，种族结构与其政治觉悟依然如故，这是砂拉越在近两百年殖民统治下的土著民族社会实况（虽然近年略有改进，但仍缓慢、微小和脆弱的）。
另一方面， 根据史料显示，在 “马来西亚计划”未正式提出前，即酝酿时期，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都“充分”考虑和估量了五邦（北婆三邦、马来亚和新加坡）种族结构。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到：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李光耀自认为新加坡小国寡民，缺乏生存能力（冷战思维） ，首先考虑要与马来亚合并，但东姑担心此将削弱马来人（种族比例） 优势地位（新加坡70%人口为华族）而拒绝。
如此，李光耀转念要将英属北婆三邦纳入马来西亚联邦。此举获得英国殖民者认同。之后，东姑估量了北婆三邦种族构和政治倾向，权衡利弊后，接受了五邦合并的 构思。
二、北婆罗州（沙巴）社会政治状况。1950年代到1961年，东南亚各地掀起反对殖民主义运动，唯独北婆罗州（简称北婆）虽是英国殖民地之一，却置之度外，人民毫无动静。迟止1961年5月“马来西亚计划”出笼后才开始酝酿组织政党。首先是卡达山族的唐纳史蒂芬（Donald Stephens）于1961年8月领导和成立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简称UNKO） 。参与者多数是西海岸沿海一带和亚庇市郊兵南邦的卡达山族。
第二个政党是姆禄族（Murut）孙丹(G.S. Sundang) 于1962年初成立巴索民族机构（简称UNPMO）。参与者多数是根地咬和丹南等内陆的姆禄族和杜顺族。一年后两党（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和巴索民族机构）合并为卡达山巴索民族统一机构（简称UPKO） 。
同年年中第三个政党成立。这个政党是效仿马来亚巫统的沙巴统一机构（简称USNO，沙统）。该党是由慕斯达化（Mustapha）领导，成员纯为穆斯林的马来族、巴瑶族、苏禄族等。
与此同时，来自山打根的华族上层分子（右翼资产阶级） 在邱锡洲领导下成立联合党 。接著在首府亚庇的陈彼得组织成立民主党。这两个政党是纯华人的亲英右翼政党。较后两党合并为沙华公会(仿效马来亚的马华公会) 。
1962年11月，上述各政党在英国和马来亚联盟支持下组成沙巴联盟，共同合作推动马来西亚成立（注1）。
人们应该注意到，沙巴始终没有左翼政党或组织的出现，谈不上有左翼运动的酝酿或存在（砂拉越解放同盟先后在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初派人到北婆试图开拓左翼运动版图，结果都未能如愿，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由唐纳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原先是与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和汶莱人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 “马来西亚计划”，这也就是在诸政党和政治领袖人中唯一反 “大马计划”者。但是，在英国、东姑和李光耀 “招安”下，一夜间改变了立场。
1963年初，李光耀乘第八届英联邦国会议员区域性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之际，特邀唐纳史蒂芬赴新加坡与会（特邀贵宾）。期间在李光耀诱导和“承诺”委任为“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和东姑退休后出任联邦副首相”。于是当唐纳史蒂芬一回抵亚庇机场，见到在场支持者就高呼：“Malaysia Bagus”（注2）。这“突然”戏剧性变化，是当年政客丑态的写照；亦是给卡达山民族的耻辱。
三、汶莱人民党“激进”行动的后果。汶莱是北婆三邦最小的英属殖民地（号称保护国），当年人口只有8万左右，80%人口是卡达央（Kedayan马来民族一系）族的穆斯林。
1956年人民党成立后民族独立运动迅速发展，在1962年8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一举拿下所有议席，在组阁成立第一届民选政府在望之际（之前虽遭受英殖民者多翻干预，但始终获得苏丹首肯由阿扎哈里为首的人民党组阁成立政府），以党秘书长耶欣阿芬迪（Jassin Affendi）为首的“激进派”却于1962年12月8日发起武装事变，英国借机发起武装镇压，将左翼势力连根拔除（注3）。
与此同时，借口为防止叛乱蔓延砂拉越，对砂拉越左翼势力开展镇压，诱导左翼组织走上暴力道路，“为马来西亚成立步上坦途”（注4）。
四、砂境内左派力量被削弱。砂拉越在1963年1月起的三个月内，境内大量的左派力量转移入印尼境内，使境内力量大为削弱（加上一批干部被捕入狱）；在武装斗争思潮冲击下，为砂拉越联盟在1963年4月开始的第一届议会选举中稳握胜券而提供了保证。
1963年8月21日，砂拉越立法议会召开第一次 “民选”议员会议，顺利通过《马来西亚法案》，为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奠定法律地位。
上述四点的反思，笔者自认为可以作为补充王悦老师之： “北婆三邦左翼运动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的论据。“若将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它并非是 ‘大马计划’的阻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五邦合并的实现清扫了障碍。”
随著时光的演进，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揭开，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广泛和深入发展。重新审视历史上左右派斗争的定位和历史意义，看来是时候了吧！
注释：
1.丁世杰：《风下之乡，风起云涌》，第42一43页，2016年1月曼绒古田公会出版。
2.同上，第44一45页。
3.于东：《命运的拐点》第49一51页，2012年8月出版。
4.于东：《风雷激荡的岁月》田农序一“不容青史尽成灰” ，1一页。2003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