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1年年终，就在我打算重出觅职的时候，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经过了十年的期盼，终于得到批准，这个组织标志著华团已进入一个新的分水岭。堂联的成立，是华社的大事。1990年召开成立大会，会长一职由沈慕羽与林玉静展开激烈竞争。结果林玉静当选。
他当选后，委任吴德芳为秘书长，他问我是否有意出任受薪的执行总秘书职务，我认为这一个岗位可为华社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便找与我一同退出政坛的黄俊杰谈到此事，他与林玉静是郎舅关系，他乐意为我推荐。
堂联之前，13州的大会与董总报总组十五华团工委会。堂联成立之后，董总与教总必须脱离堂联，也须洽谈一些属下小组的管辖问题。堂联与董教总商谈之后，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由董教总管理，华人文化基金和文化节由堂联负责。堂联后来易名为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
堂联是华社最高的民间组织。成立之初百端待举。总执行人须参与决策并负责执行，责任重大。因为华总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朝野政党和华社人士的关注。
华总是因应时代和华社的需求而成立的。从80年代开始便由华社的领导人李延年提出申请，经过曲曲折折的历程，经10年的期待，才由黄文彬与林玉静合力争取到注册，可谓得来不易。我必须全力以赴，负起责任，做好各项行政工作。丹斯里林玉静先生性格豪迈、勇于负责，做公家的事离不了毁与誉，他不会像其他一些人，有好的名誉，一人独自全收，遇到批抨指责，便推到别人身上，尤其是秘书处人员的身上。
肩负发扬华人文化
华总成立之后，我对于华社作了一番思考。我们面对是政经文教四个大问题，在政治方面，由朝野的华基政党负责，经济方面由商会来关注，教育方面应由董教总担负重任。华总必须责无旁贷的负起发扬华人文化的大任。除了上述政经文教之外，还须重视宗教课题。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宗教国家，宗教上的问题也足以影响到多元多种族的和谐。
华总对于推动文化方面，首先加强各个单位轮流举办的文化节。文明与野蛮的分别在于文化。一个族群即使有很高的经济成就，也须有文化的扶持，否则便会流于堕落。华总成立之后，受到华社的重视，也受到政府的关注。中国与台湾当局也多次邀请华团组团访问。我须事前作种种安排，还要对演讲内容，作一些提示。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之不知，是知也”但却有一些理事，是强不知为知的。我发现无论是在北京或是在台北，接待我的官员在学识与口才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宾主两方谈话交流之后，两者的差异随之显出。
人文知识有待加强
我们华团的一些领导人，在人文知识方面有待加强的地方很多。幸好多数的负责人都有自知之明，不懂的就不说，只有极少数人，不知藏拙，信口开河，使人尴尬。
华总是我国华社的最高组织，是华团的龙头，但是比起其他华团，在时间上，却起步比较迟，因此没有自己的会所，一直到了第五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方才提出建设会所的鸿图大计。
他竭力奔驰华社努力募捐，终得巨款，在沙登购得了地段，要建立华团有史以来最大的华总大厅，一旦落成将是华团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大事。
有人问我从政坛退下，便担任华总的执行工作，会不会把政治带入华团织织。
我曾从学术界走上政途，再从政坛到华团。我在政坛时，绝不涉及华团的事务；在华团时就不再过问政治，尤其政党政治。
在篮球场打球，遵守篮球规则，绝不用脚踢球；在足球场踢球，遵守足球规则，绝不用手碰球。做人要坦坦荡荡，才能理直气壮面对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