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轮班，没有老板，没有限制，
这样的工作性质听起来弹性自由，
十分受新世代欢迎。
但它真的是乌托邦吗？
零工经济创造了一些机会，
同时把一些问题放大，
是好是坏，还需回归市场对人才供给与需求的经济法则。
“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一词是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黛安穆卡伊（Diane Mulcahy）创造的。她的零工经济MBA课程广受外界瞩目，更被《福布斯》（Forbes）誉为“全美商学院十大创意课程”。
2016年底，她撰写的《零工经济来了》一书指出，企业正在削减全职工作以更精准地配置人力，愈来愈多正职（job）会被零散的“差事”（work）取代。书中更大胆预言，10年内自由工作者将超越全职工作者。
无拘束却没保障
零工经济 企业是赢家
随著时代的变迁，全职工作正逐渐减少，而新世代喜欢不受约束的工作性质也从中驱动了零工经济的发展。不过，零工经济这个趋势是否真的如你想像中那么自由、便利；而自由工作者及国家是否又能从中受惠？这一期我们邀来局中人及专家为你分享及解析。
小莉 ▲Grab司机
舍高薪工作换自由
今年35岁的小莉在3年前转当Grab司机，对现在的工作时间及性质非常满意。在当Grab司机前，她曾是人人羡慕的建筑公司高层，引领手下完成一个又一个建筑项目。然而，她因工作压力以及自己无法接受业界内的一些“潜规则”而选择辞职。她坦言，以往因项目关系，几乎每星期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中缺少归属感。加上工作繁忙，她鲜少有留给家人和自己的时间，有压力也无处宣泄。谈话中，她虽然对过去的生活及成就非常满意，但更喜欢现在的步伐，现在弹性的上班时间能预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生活比高薪工作更令她开心。
从建筑公司高层转到召车行业，会否造成经济上有巨大的落差？小莉认为，召车司机的收入虽然无法如早年Grab刚起步时赚得多，但收入也不差，仅比自己以往的薪资少一些。她指出，自己每日平均收入是300令吉左右，偶尔想偷懒而减少工作时间时，当天收入则会降至100至200令吉。为了保持收入，她仅在特定的节庆小休一两天，其馀时间每月都工作30天。小莉表示，自己并不会挑单子，只要有客户就会接，即便那一趟里程仅能赚取5令吉。“你不会知道，在载这名乘客到他的目的地之后，你会不会在那里接到一个去机场或其他地方的高额单子。”她表示，虽然开车载人看起来是重复性高的工作，但她享受每日都能接触各种不同领域的人，只要对方愿意，她就会在路程中与对方畅谈，了解到各行各业的资讯，增广见闻之馀，也当认识多一个朋友。
召车司机属于自由工作者，无法享获一般公司提供的员工福利，但小莉认为，这是自由的代价，她并不介意为自己投上更高保额的保险。惟，车子的保险仅能按车款及车龄投保，因此她表示会规划好每日的工作时间，让车子也能有足够的时间“休息”，降低损坏的机率。
小颜 ▲自由平面设计师兼文案工作者
收入不定 惟不愿朝九晚五
小颜是拥有一年半经验的平面设计师及文案工作者。大学时期的他，在某次的家庭聚会时被要求帮舅舅的公司设计平面广告及面子书文案，从中得到舅舅客户的青睐，成为他投身零工经济的契机。
毕业后，他并没有找一份正职，而在家里办起自己的工作室。不过，工作至今，他的收入并不稳定，有时一个月内接上三五个案子，忙得没时间休息；有时却一两个月没工作。同时，因文创工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价码，经常会遇上尝试压低价格的客户。遇上这样的客户，他只能尽量说服对方，但有时候在逼于无奈下，也只能接受低于市价的案子。“如果当时手上还有其他案子，我会推掉，但如果已经空闲了一两个月，那就算价格再低，我还是得接。”
他坦言，这样的工作形式并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所幸工作自由可以住在家里透过网络接单，没有收入时还能有家常饭吃，否则会形成有一餐没一餐的局面。询及他是否会放弃现在的工作或将其转为副职时，他表示目前不考虑这么做，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自由的工作时间，因此会尝试透过其他方式增加收入，并不会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来束缚自己。
非新鲜事 从劳力阶层转向白领
如今街头巷尾都能看到一些送餐平台的骑士、召车平台的司机，就连许多工作都能透过网络找到相应的自由工作者，让人不禁大呼“零工时代来了！”
零工经济（Gig Economy）范围广大，一般指的是自由工作的劳工市场，里头都是自由工作者、短期合约工作者、自雇人士、斜杠人士等。不过，从事人力资源研究的UCSI大学商业资讯学院学术合作与产业联系主任符芳裕指出，零工经济并非职场新鲜事，早在婆婆的那个年代，妇女们接针线工作帮补家计、妈妈们在照顾孩子时顺道成为保姆，都是零工经济的一种，只是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词语来形容而已。
他指，一直都存在的零工经济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期崛起，当时美国有不少人失业，许多人为了糊口而愿意接不是自己专业的工作。后来商家看到其潜力，致力推行才演变成现在热夯的工作模式。
他指出，零工经济的崛起是时代变迁的必然发展。早年零工市场中以劳力阶层为主，现因科技便利，已衍生到知识型的白领阶层，而种类则从原本的设计和资讯类的外包发展到各行各业都能外包的形态。零工经济的出现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弹性，在做不同项目时可交给不同领域的专才，既省时、省钱又省力。他举例，早年日本某电器品牌在研究做面包机时频频失败，因为公司里仅有工程师，并没有懂得做面包的师傅。为此，品牌特别聘请当地酒店的面包师傅做这个项目的顾问，才成功制出好吃的面包。“这就是零工经济，大家可以短期合作，无需为了特定计划培训工程师，又无需长期聘请多一个人，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局面。”
未来公司 五成工作将外包
根据非官方数据显示，大马目前仅有26%至30%的自雇人士，但符芳裕认为零工经济是目前的趋势，“一家公司还是必须要有一些主干在里面，未来零工经济不能取代公司的正式职员，但会趋向50%工作由零工劳力完成、50%工作由公司职员完成的情况。”
他指出，一家公司的领导人必须是了解公司文化、背景、宗旨的同一群人，无法外判给自由工作者，因此只会将不同的项目判给自由工作者，由公司核心人物做决策。根据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理论，一个人的技能价值及独特性能决定一个人在公司的去留。符芳裕表示，一个拥有高知识及独特技能的人，将能给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而这类人未来将会成为主干员工；技能普遍如召车平台司机、送餐骑士等则相对容易被取代，只能成为茫茫零工市场中的合作对象之一，且未来将面临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
看似自由 实乃剥削
零工经济是不是真如大家所向往的“没有轮班，没有老板，没有限制”那么好玩呢？其实不尽然，实际上最大的获益者是企业。
有经济学家曾表示零工经济是剥削的经济，因为旗下工作的人大多无法获得保障，包括公积金、劳保等。符芳裕举例，送餐平台、召车平台都是企业，但他们称自己是为客户及司机提供连接的平台，因此骑士、司机都不是他们的员工，无法获得员工福利。“零工经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合乎经济效益的，但从保护员工的角度来看则是占便宜了。”另外，知识型自由工作者则常被误以为可无时无刻工作的人，因此有些人转为自由业者后，生活比在以往更加日夜颠倒，几乎时时刻刻都需要抱著电脑工作。他续道：“有些人不懂得拒绝或‘教育’客户，一个不小心就得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离原本想要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 life balance）的梦就更远了。”
时下年轻人虽然知道在零工经济下工作无法享有员工福利，但大多人还是趋之若鹜。对此UCSI大学商业资讯学院副教授白峻淇认为由几个因素造成：一、经济衰退，毕业生求职不易，因此有工作就做；二、现代毕业生大多无需赚钱养家，因此会秉持著赚不到也有父母养著的观念；三、大马医疗保健在东南亚国家中算得上优良，只要是国民都能在政府医院享有廉宜的医疗服务，无需担忧自己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四、年轻一代富有创意，在受马云等大企业家的影响后，希望自己能以初创企业闯出一片天，因此不想打工。
建议先累积职场经验
符芳裕及白峻淇皆认为，想要步入零工经济的年轻人，必须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倘若未能确定，则建议先步入职场工作一段时间，或将其作为副职，待自己累积足够的经验及能力后再来闯荡。“老实说，召车平台司机赚得比一般社会新鲜人多，但这是不需要技能的工作，随时都能被取代，如果你在5至10年后厌倦了这份工作，又能转换到什么行业呢？”符芳裕认为，小莉在职场工作几年后选择转当召车司机是因为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社会新鲜人倘若一毕业就步入这个行业，将无法累积其他工作经验，对往后的发展不利。
税收机制有待完善
面对零工经济这样的新模式，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寻找方案来保障国家税收利益及零工市场里的自由工作者。白峻淇表示，零工经济的崛起造成政府在税收方面面临一大损失，譬如以往德士公司需要为德士付税，但Grab因平台下的车辆都是司机自己的，使国家损失了庞大的车辆税收。再者，虽然平台本身及司机本身都需要报税，但政府是否有一套稽查机制以确保司机是否有报税，而报的税务与收入是否相符，则不得而知。
零工经济下的自由工作者跟自雇人士相同，并没有公积金，只能靠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要缴存公积金。“如果他们的收入不够，或刚好够给一家大小的生活费，那么又怎么会为自己缴存公积金呢？”他指出，这也是零工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之一，因此政府需要尽快想出对策，否则在我国零工市场上升至50%或60%时，将会有更多人在退休后没有足够的存款生活，进而造成另一种社会问题。
改善薪金方案可达双赢
早前Food Panda取消骑士时薪一事引发零工业界一阵骚动，让更多人开始看重零工经济下的员工福利问题，这也是全球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符芳裕认为，我国可借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AB5法案，先拟定公司员工与非员工的界限，再来设立企业需要负的责任，才能保障未来职场。“虽然说大家都认为零工市场的员工需要被保护，需要给予一定的员工福利，但这样就破坏了零工经济原有的模式了。”白峻淇则认为这些平台创立的初衷就是不要有员工，也不想有责任，强制立法将会破坏原有的模式。政府可先与零工平台会面，再商讨一个双赢方案。他举例，Food Panda在取消时薪一事，或许可改为每小时接到超过某个数量的单子就可获得一定数额的时薪；而Grab或许也可设立积分制，让每月接案达标的司机获得特定分数作为奖励，累积一年后可选择换为现金、存作孩子的教育基金或司机保险。如此即可激励平台旗下的“员工”，又可增加生意额，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