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自由业译者不自由》这本著作，一向在电脑荧幕前默默耕耘的谢丽玲进入大众的视野。她能运用9个语言组合做翻译，是不可多得的多语人才，也充分表现大马人在多语环境下所练就的语言灵活度。她把多语优势看作维生工具，但事实上，语言不通的人透过她的转换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多元民族的和谐，有著极大的帮助。
英中、中英、英巫、巫英、中巫、巫中、日英、日中、日巫，谢丽玲能应付9种语言组合的翻译工作，这样的能力和能操多种语言略有不同，一如拉曼大学日语讲师兼翻译者叶蕙在《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的序文里提到：“如她（谢丽玲）所言，语言能力只是当一名译者的基本条件，语言能力好的人不一定能当好的译者。因为翻译不单只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还在乎各种专业知识，对事物的感知、观察、分析与判断能力。”译者需要消化原文，并在保留作者风格的前提下，将内容以另一个语言呈现，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大马人经常以懂得多种语言而自豪，但即使有这样的环境，翻译领域却没有格外蓬勃，谢丽玲指：“有好书出版，台湾、日本的出版社很快就会著手进行翻译，据知印尼也是这样，但或许正是因为大马人精通多语，通晓中英文，也读得懂马来文，能直接阅读原文书，因此反而不注重翻译。”她接著说：“不过，在大马从事翻译有个好处，就是不需要特定的认证或执照，不确定自己是否要走这条路的人可以先尝试接一些案子。”
谢丽玲2006年担任全职译者至今，冲著“全职”这两个字，常常有人会直接用“专业翻译员”来形容，她认为：“专业不是用全职或兼职来区分的，而是用作品的素质还有工作的态度。”当然，经过十多年的磨练，现时的谢丽玲在业界里是有口皆碑的名字，但她强调：“就算是副业，只要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好的，那也是专业。有些人可能是这个领域的天才，只不过他有其他更想从事的职业，而把翻译当作偶尔客串的兴趣。你不能说他不专业。”
既然提到了“其他更想从事的职业”，此前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她笑说自己从来没有当全职译者的规划，“从事翻译是为了维生。我有想过出书，但明白全职写作难以办到，不是每个人都能靠版权费维持生活，尤其像欧大旭（Tash Aw）这样，原稿可以卖出高价的更是特殊例子。相比之下，翻译工作的机会较多，酬劳也比较好。”编按：欧大旭是大马籍作家，赴英国剑桥大学修读法律并于当地执业，处女作《和谐绸庄》即获得惠特布列首部小说奖（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
为日文杂志撰稿 介绍大马文化
谢丽玲当初在理科大学（USM）念的是化学系，后前往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攻读硕士学位，主修比较民主化。“我没有翻译的理论背景，但有阅读的习惯，大多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她也为日文在线杂志《Malaysia Magazine》写专栏，为了介绍和大马相关的文化，特别去接触本土电影、书籍和乐器，她透露早前看了本地知名跨性别艺术家兼作家蕾吉娜依布拉欣（Regina Ibrahim）的文学作品《Perjalanan》（路程），“身为穆斯林，变性人肯定是被打压的，但她在文中提到‘我会努力，其他的交给阿拉。’她虽然变性，但信仰还是在那里。我是无宗教信仰的人，却深深感受到人只要可以把偏见放下，就能看到平时看不见的美。”
她有感：“语言掌握得好，确实可以让你进入不同的世界。但不得不说，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之一，却不是唯一的工具。”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她认为网络世界里的吵吵闹闹正是因为有人在语言上文字里挑骨头，“很多问题来自字面上的偏见，因为单方面的错误诠释造成误解。”语言和文字是双面刃，用得好利人利己，用得不好则有可能害人害己，作为一名翻译人，谢丽玲自认没有多大的使命感，却也认同自己是一座桥梁，“就是有小小能力，把这一边和那一边基于语言不通而被分开的人连接在一起吧。”
想离开城市、做比较“简单”的工作
时间和金钱都是消耗品，但偏偏大部人得花时间换取金钱。谢丽玲也有这样的困扰，为了维生，必须把一些时间预留下来。当初之所以选择成为自由工作者，理由很直接干脆——懒得求职，“离职前的几份工作都和文字有点关系，闲赋在家时，凭著之前建立的人脉，陆续接了一些翻译的案子。”她坦言：“我用了大概3到4年的时间才真正稳定下来，间中遇到工作量大减时，也曾想过如果真的无法维持，那就找工作吧。但现在十多年过去，说实话，很难再回到职场。”
她很清楚，每一份工作有喜欢的部分，自然也会有不喜欢的部分，“大部分人觉得自由业者就是没工作，但自由工作的人，无论是程式编写、文字抑或设计工作者，都深深了解当中的难处。我们其实有非常忙的时候，东西会一直发过来，有无数的‘死线’（Deadline）要赶。”她接著说：“遇到有趣的内容，自然就做得特别开心，但大部分时候，是案子选我们，而不是我们选工作。除非你是很有名的译者，能长期翻译同一个作家的作品。”
谢丽玲笑称自己只要把工作接下，便会全力以赴，但这么多年下来，也学会了衡量自己所能负担的工作量，“工作生活平衡还是很重要的，健康要顾，也不能因此失去自己的人生。”她坦承：“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现在的工作相当辛苦，对眼睛造成的负担尤其大。而且我想多花时间在写作，翻译的工作挺重的，身边的杂事也多，在城市里很难专注，想搬去乡下，专注做自己想做的事。”
为了打书，到大专院校分享时，最常被问到若想从事这一行，要如何开始、怎样接到案子，无论是分享会现场抑或现时接受访问，谢丽玲的回答都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美。”她说：“自由译者养活自己是可以的，但如果想赚大钱，还是考虑做生意吧。年轻人刚毕业如果没什么负担，也不是特别注重物质、会花钱，一开始工作量较少，赚一点点也能生存下来。但我的建议是新鲜人还是先去体验职场，累积一些人生经历才来接案子吧。”
独自作业 也与人交流
自由工作者没有同事，大部分时候必须独自工作，所以有说，要成为自由译者首先得耐得住寂寞。但谢丽玲刚好就是非常享受独处时光的人，“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用自己的步调生活。当然，有时候还是会遇上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我就把它当作新尝试，坦然地去接受。”然而，她不讳言：“很多时候，是因为处于骑虎难下的状况，是被迫的。还记得第一次到电台接受访问时，我抱著战战兢兢的心情去，但完成任务后，那种又一个挑战被解锁的感觉，也很不错。”
有纪律，才有自由
虽然无须打卡上班，但谢丽玲还是给自己订下上班时间，“早上10点到傍晚6点是我的工作时间，当然，这是有弹性的，可以更动。重点是生活作息要有规律，妥善安排时间，也唯有了解自己的作息，你才知道案子能不能接，能不能准时完成。”
靠固定客户稳定财务
自由工作者没有固定的月薪，也没有公积金等其它保障，若是财务管理不当，只要工作量减少，很容易就陷入窘境。十多年来一直是自由身，谢丽玲这么说：“要维持财务稳定，就必须有固定的客户，他们给的价钱或许不是最好的，但一直有工作给你。”她坦言：“即使有固定的客户，你也未必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把工作发过来。有时遇到其它机会，比方说书籍翻译这类比较耗时耗力的工作，当下时间不允许，也只好推掉，因为若是没办法应付还硬接，最后只会两头不到岸，失去对方的信任。”
收入虽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信誉更不能丢失。她指，自己也曾遇过好几个月没有钱进帐，但幸亏也不是太花钱的人，只要有储蓄的习惯，还是能应付。“我很喜欢旅行，只要有钱可以旅行，就觉得足够了。”
身为大马人，其实很幸运
因为语言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谢丽玲认识不少在大马生活的日韩裔，“当然，他们大多是被大马的多元给吸引，才会过来生活，也或许没有真正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很羡慕大马人。有一个韩国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当初你的祖辈选择在大马定居，你不觉得庆幸吗？’”对方的意思是，生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不似他们活在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的环境，更有利于学习语言，尤其是他们一直努力学习的英语。
谢丽玲不否认这一点，“我们从小接触多语言，确实有学习语言的优势，学起来比较轻松。”她举例：“台湾人问我订书机的英文怎么说，我随口说出答案，她觉得很羡慕。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用到这个单词，他们却不是。去菜市场，她问我：‘这些菜，你都能说出它们的英文吗？’包菜是‘Cabbage’、花椰菜叫‘Broccoli’，这些我们平时就在用的词，它们要抱著字典死背硬记。”光看这一点，你能说身为大马人不幸运吗？
谢丽玲笑言：“我是比较内向的人，讲座、分享是超出我舒适圈的事。但没办法，要宣传新书，不然对不起出版社，所以把它视作新的挑战。”图摄于今年中旬举办的海外华人书市。
问谢丽玲最近在读什么书，她说：“之前看了《人类大历史》，现在看著《人类大命运》（Homo Deus）。”她认为，读文科的人应该尝试看一些理科的书，理科背景的人也该尝试接触文学类书籍。阅读未必得和自己的工作领域有关，读一些杂书对激发思考很有帮助。
《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是谢丽玲的第一本著作，她透露：“出书是梦想，我喜欢旅行、喜欢文化，喜欢听当地人说故事，在出版社找我写书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要以译者的生活为题材。”对她来说，自由译者的工作其实挺单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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