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系列（五）
关于爱国，陈进丰说：我觉得谁是执政者没有太大差别，最重要的是人民不要只是“听说”，要追求真相。一来是醒觉力，其次是行动力，醒觉了还得站出来参与，一味埋怨不是办法。我总是在鼓励人投报，你说这个国家有人贪污，那就站出来，来跟我说也行，我带你去反贪会。甚至愿意出钱犒赏举报人，毕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陈进丰服务警界30载，曾先后隶属警察野战部队和俗称镇暴队的马来西亚联邦后备队（FRU）。退休后，他加入人民党，并参与反对清拆非正式木屋区的“城市开拓者”运动，其后致力监狱弘法，并笑称那是把“垃圾处理成肥料”，而今已入耄耋之年，但仍字字铿锵，他说：“我从不说老，不说病，也不说没有钱；不相信传统、不相信权威、不相信没有根据的事。”
“没有好好看待退休警官，是国家的损失。”陈进丰指，“退休时我潸然泪下，想到的是已牺牲的同僚和他们的妻儿，觉得悲哀。”陈进丰是大马皇家退伍警察协会（Ex-Police Association of Malaysia）的一员，他认为政府忘恩负义，没有给予殉职警察的家属应得的关照，是他主动找到这些家属，并为他们申请援助和争取福利。他续称：“我们这些退休的警察不曾被邀请分享经验，即便我从事犯罪研究工作，能分享罪犯为什么犯罪，犯罪后会落入怎样的处境，但是这些经验不被重视，无用武之地。”
陈进丰18岁时响应已故第一任马华总会长敦陈祯禄的号召，摒弃“好男不当兵”的旧时观念加入警队，当时仍是紧急状态时期，他被录取后先是被派到槟城北海的警局协助处理报案工作，“因为我会华语，也会马来语，所以能做通译，华人来报生和报死或是车祸和刑事案件等，就由我负责。”后来他被调到雪州接受英国人的森林游击训练，接著就被命令前往彭亨接受医药课程，“这两项训练完成后，被派到霹雳深山里的堡垒设立医药中心为原住民提供医药服务。”
1964年，大马和印尼交恶，发生军事冲突，陈进丰被派往砂拉越的马印边境，以森林野战部队队员的身份在长屋执行医药服务，并在森林里度过了5年8个月。回到城市后，被调派至吉打莪仑（Gurun）参与罪案防范、扫除和扣捕的任务。他透露：“上世纪60年代末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示威，1967年，时任警察总长命全国华裔警员参与镇压训练，我完成训练后，被编入联邦后备队，自此一直到1985年以伍长职衔在48岁时提早退休。”陈进丰在FRU近20年的生涯里，曾参与的任务包括“513事件”，是历史的见证人。之所以选择提早退休，他说：“升值后我被调去吉兰丹，在其他领域，升职或许是好事，但作为公务员，就是得再面对分离，再次适应新环境。这么多年的调派生活，我也挺累了。”
为低下阶层人士请命
脱下制服，陈进丰成了社会工作者，转过身和执法者对抗，当中包括成为支援木屋区的反迫迁者，这是个极大的反差，为什么那么做？他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没外劳，时任首相已故敦拉萨把东海岸和北部的人召到首都来参与建设，大部分是巫裔，1天工钱5令吉，联邦大道、国会大厦都有他们的血汗。除了在已拆的17楼组屋栖身，他们在河边用板搭房子，住了那么多年，现在却说他们没有土地拥有权，没有门牌，占用土地。”陈进丰是个择善固执的人，认为“城市开拓者”和低下阶层者的权益应该被维护。
基于在FRU服务的多年经验，陈进丰对他们的行事方法非常了解，“我到现场去，叫那些居民绝对不要出来，待在屋子里就对了，只要屋子里有人，他们就无法执行任务。”因为这些抗议的举动，他无数次被值勤的警察逮捕，他忆述：“我有很多办法溜之大吉，有时我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对方一愣，我就溜了。不然就捉回去了，不管怎样都不给口供，在里头晃一下再‘tumpang’（搭顺风车）警车混出去。”
同僚几乎都拿他没办法，“他们叫我‘Please lah（拜托啦），不要做这个。’”但，事实上，他们也不真的憎恨他的阻扰，他坦言：“在纪律部队里，执法者大部分时候都是听命令执行任务罢了，有多少是真心想推倒那些房子的？”
监狱弘法 无关赎罪
秉持著为低下阶层人士争取权益的初衷，陈进丰加入没有任何种族色彩的政党人民党，“还是公务员时不能参政，但我已经开始研究政治，现在我们享有的公积金、社会保险都是人民党提呈倡议的。”上世纪90年代，东帝汶危机爆发，陈进丰一行社会工作者与人权委员会商讨维权事项时，被执法单位以内安法令（ISA）拘捕，外国人被遣送回国，大马人则被拘留，“拘留了6天，后来无罪释放，获赔4402令吉。”
陈进丰用这笔钱租下现时供囚友在重返社会前缓冲，暂时居住和工作的菜园“自在园地”，他感慨：“我常说‘反毒将军’这个角色，我是彻底失败，我国有逾40座监狱，大部分囚犯是因为毒品进去的。”他不讳言：“我协助释囚，很多人骂我，说我帮坏人。我的养老金每月不到2000令吉，都用在社会工作，人民的钱其实没入我的口袋，照顾我生活的是我的侄女。但其他弘法老师，他们家里可能有父母要负担。”话虽如此，他说自己从不后悔，“我知道自己在做对的事，我从不做逃兵，还是要鼓励更多人加入佛友关怀中心，把灯点在黑暗中。”陈进丰1997年和友人一同创立佛友关怀中心，展开有计划和有规模的监狱和戒毒所弘法工作，至今在全国有150名弘法老师，当中包括退休校长、歌星和其他专业人士。
有流言指陈进丰之所以会走上弘法渡人之路，必定是因为当警察时暴戾，做了许多良心不安的事，针对这一点，陈进丰说起了杀牛的故事，“以前没有给动物安乐死的技术，染病的不能救、不合规则的都开枪打死，有一次我被派去杀一头牛，去到我说枪坏了，其实我根本没扣扳机，但成功骗过了那个兽医。”他透露，那个时期，要拥有脚车和狗只都必须申请执照，没有执照的狗都会被射杀，警察开枪，有一个受雇的工人拿著锄头把尸体掩埋，“有时切了狗尾巴就当交差。”陈进丰直言，那是一个现代人想像不到的年代，而那些指他到监狱弘法是为了将功赎罪的人，应该觉得惭愧。
“多一个好人，就少一个坏人”
陈进丰指自己这辈子都秉持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的态度，还是警察时，也不懂得应酬，“以前有个吧（Bar），警察可以任意吃喝拿，但我从没去过。从来不收别人送的东西，也不送东西给人。”他说：“住在警察训练所时，我太太卖椰浆饭，也给其他警察洗衣服，女儿去收，一件一件算钱。后来拉曼学院（现拉曼大学学院）成立，就在那外面的住宅区买了屋子租出去收租金，4个孩子是这样拉拔长大的。”时至今日，陈进丰也不以监狱弘法为名收受捐献。“我有养老金，和亲戚合资的印刷厂有入息，拉曼那间房子卖掉了也有利息可拿。”说到这个，他提起某次听见一名退休老师说讨厌警察：“她说警察都贪污，我说你都听别人说，人家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人云亦云，没有判断的能力。”
虽说财务状况或许并不吃紧，但陈进丰绝不会盲目地救济，不少释囚会给他打电话，“会打电话来的都是可怜人，他们打来，我请拉茶一杯，印度煎饼一块，用不了多少钱，给他个红包，里面最多也只是3令吉，我没本事养他们，但我可以安慰他，鼓励他向上，只要他不再走旧路就行。”
退下警职，陈进丰本可以认为罪案和罪犯事不关己，但他偏是走上一条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路，即便高龄81仍在为戴罪之人奔波，但他自认知道自己做著什么事又为何而做，“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本就不是天堂，不是所有人都要对你好，所以我一直抱持平常心，不执著。”他始终相信，这个社会上，多一个好人，就少一个坏人。站在火线上的前30年，陈进丰用法治理恶人，接下来的30年他选择用爱治愈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