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权者劝导民众在经济放缓时，改变生活的方式，如从减少到餐馆用餐，到兼职开优步或创业卖椰浆饭等，反映著当权者在应对经济的课题上，著眼于个人行为或心态的问题，而忽略更大的体制或结构存在。
当然国内经济低迷、市场消费不振，有外在的全球低成长环境因素，但内在结构问题，往往使到情况无法改善，甚至进一步的恶化。譬如在2017年预算案中，为了减轻低下收入阶层负担，当局进一步的提高一马援助金，为700万名国人提供津贴，总拨款达到了68亿令吉。
然而，派钱给穷人却不是解决贫穷最有效的手段。反之，会让受惠阶层产生一种依附或依赖的心态，进而民众虽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但却未构成集体的不满意识或集体行动，去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分配，或动摇现存充满著种种弊端的体制。
就如国阵早年推行，至今仍然沿袭著的新经济政策，虽扶助了一批又一批的马来企业及庞大的马来中产阶级，但不讲究绩效、没有透明的政策，不只无法打造出具竞争力、创新的产品或服务，反而依存于政府合约下，衍生出政商结合的体制。最终，赤贫虽减少了，但社会上弱势群体，包括马来社会低下阶层的贫穷问题，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善。
反观，经济领域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官僚集团造成的垄断，不只限制了社会低下阶层对决策的参与，也令社会资源分配失去了平衡，加剧贫富的悬殊。以国产车普腾及汽车入口准证为例，为了少数人及权力集团的利益，而变相的让大部分国人至今依然承担高昂的拥车代价，更别说这些早年保护国产车而投入的公共资源，如果转移用到公共交通建设上，相信今天我国公共交通将有另一番景观。
因此，要解决贫穷不只是纯粹派钱，提高弱势者的收入，还需要经济、政治及文化结构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