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下，不只加速了人及物的流动，也让病毒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蔓延至全球各地，成为全球化的“共同体”，休戚与共。尤其在病毒眼里，是没有国界，不分性别、肤色、宗教，更不会因为一个人爱国或不爱国，而有所差别。
不管是早年爱滋病、伊波拉，后期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H1N1流感或如今的兹卡，疾病考验的不只是我们边境防疫的系统，也是检测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譬如各政府部门，在疫情监督、通报上，能否有效的协调、合作，以防范疫病进一步的扩散，演变成一场灾难。
当然，疾病带来的危害及挑战，除了有形的还有更多是无形的，如对疾病的恐慌、无知和隐喻，会否演变成如近代美国思想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般的，这不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更可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甚至演变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柔佛州务大臣莫哈末卡立在新加坡爆发兹卡病毒事件后的反应，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大臣指出，基于无论是兹卡病毒或是其他传染病源头都是外劳，因此州政府拟立法加强管制，呼吁引进外劳者为外劳提供宿舍，并禁止外劳居住在店屋内。
这决定背后的假设，流露了权力者的偏见、歧视，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批判，外劳就是许多传染病源头，因此须要受到监管，却忽略或掩饰了其在外劳政策上的失职、管理不当，甚至所衍生的舞弊的事件。如依据当局的数据，国内每100名外劳当中，就有10人感染危险的疾病，如肝炎、肺结核等。这些外劳是如何通关入境的？他们难道不是在检验后，确保没带有任何传染疾病，才引进国内的吗？
所以，当权者对疾病认知，不仅只是医学上的意义，如防范及治疗，有时也反映著一种道德或政治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