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州博物馆早前宣布转向被忽视已久的地方历史叙事研究，并举办多项活动，包括工作坊和征文比赛等开放予社会人士和学生参与，对于一座文化遗产城来说，不失为一项让人欣慰的消息。
虽说乔治市本身作为老城，实际上已可以成就一座“活”的博物馆，但一座城市，尤其是历史城市博物馆的角色，不应仅是展现“当权者的历史”，唯有对市民话语和地方叙事的不断充实，方能称之为“称职”。
是的，在庞大的社会机制和国家机器面前，市井小民的故事，往往似乎变得微不足道。所以我们，至少在80年代出生、90年代受教育的我们这一代，从来不曾在我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中，学会认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历史和日常叙事。
我们或许不懂得学校附近的小河名叫什么，而这条河有著什么样的传说；我们或许不懂得居住的小区如何被命名，背后承载著什么历史脉络；我们更甚至不懂得自己家族背后的历史故事，就算家里的长辈絮絮叨叨，我们也可能觉得无趣——学校的教育方式让我们误解，学习属于必考科目的历史，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装点成绩单，因为可能连老师自己也解释不清，教科书上那年代遥远的地方、人物、事件，该如何跟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做链接。
学习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认识自己的过去，进而连接现在和未来；然而，在党国和民族意识形态凌驾一切的教育体系中，从一开始，所谓的“自己”在历史的教育和学习中就已经缺席，我们对地方历史、地方叙事、地方人物的认识，可能仅仅停留在中一上历史课时，常常被历史老师迫不及待跳过的家庭史课业布置和校史介绍，此外就一片空白。
所以槟城的小孩可能得要待长大成人后，才知道乔治市为何被命名为乔治市；吉隆坡的小孩可能要费一番心思才知道陆佑是谁；新山的小孩每天逛商场，如果不跟进报导，可能早已遗忘人来人往的商场旁埋藏著一条已不见天日许久的河流。
所以一切坍塌在历史的无知里，例如已无法挽救的蔡正木故居，而半山芭监狱注定要被除去，发展的洪流开到苏丹街的路口——即使在世遗城市如乔治市和马六甲，散落在各个角落的人事若没有有心人挽救，也将逐渐消声在新型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因为我们没有被教育这一切的重要性，我们，甚至连自己失去了什么也不知情。
以往参观新加坡博物馆时发现，即使是在国家机器和维权制度如此庞大的国家，博物馆里的庶民话语也不会如同在我国的博物馆般严重缺席。冀望槟州博物馆能够持续开拓地方史的研究，将成果进一步落实在馆藏和展览的部分，让组成老城今天的大大小小叙事的本貌，得以还原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