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的形式众多，未必要很封建的叩头下跪认错。不过，道歉从来就不容易。要代表政府或国家，向昔日的受害者公开道歉，则难上加难。
为了历史上不公义/严重罪行的公开道歉问题，往往成为国与国，或国家与民间的争议，双方也爆发许多唇枪舌剑。
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德国和日本就出现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多位德国领袖曾经为纳粹罪行道歉和赔偿，赢得掌声和重新昂首挺胸。
相对的，日本就不甘愿道歉，“抱歉”和“遗憾”就很多次。蝗军占领时期发生的大屠杀和慰安妇事件上，日出之国的领袖多都不愿正视，道歉和赔偿少之又少。
政治领袖有责任和义务为以往的不公义行为，不管出自他们或只是凭他们的名义进行。道歉的主要出发点是向受害者表示歉意，对他们受害的记忆表示尊重，承认错误所构成的伤害。
道歉者往往在致歉后，针对加害者或未能阻止加害行为作出补偿，以及承诺不重犯。尽管赔偿金或其他形式的财务/经济补偿不是重点，但却能体现道歉和赎罪的意义。
公开或正式道歉是一种公共姿态，有助于愈合伤口，为道义和政治上的和解打下基础，因为道歉彰显承担责任的勇气。
2008年6月，前首相阿都拉掌权期间，掌管法律事务的时任首相署部长再益积极推动，为1998年司法危机中被革除的6名法官提供赔偿金。
这项动作释放司法改革的讯息，同时也减轻法官们的伤痛和损失。虽然没有对外公布赔偿数额，但也赢得好评。
今年4月，负责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在国会总结《安全罪行法案》时，承认1987年茅草行动时曾错误援引内安法令进行逮捕。可惜“坦承”之后，没有“道歉”，错过体现承担责任的勇气。
受害者期待道歉讨回公道，是对正义的诉求，追求平反的意志不会随著时间而流失，哪怕受害者已离开人世。
峇冬加里屠杀惨案的“追讨英军屠杀罪行工委会”经过多年努力，将在5月8日和9日展开司法审核；听审这宗1948年发生24村民被屠杀的惨案。
当今文明社会，人民的尊严与性命同等重要。生命不仅仅是会呼吸的躯体，而是有尊严，不活在打压和白色恐怖环境下的独立人。
人民有权在法律范畴内自由活动，政府不应强行阻止，否则必遭来反弹。警方暴力处理428集会的方式，引起诟病是预料中之事。
警方暴力对待的受害者，期待独立调查之外，更期盼警方公开道歉，还原当天的真相。惟，一些警官认为，调查结束前就道歉是仓促做法。
迄今我们还在等待合理合情的说法，为何警方使用武力疏散群众？其基础建立在哪？
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面对错失，不是软弱行为，道歉更不是认输动作，而是承担责任的品格。
作者：蓝志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