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天灾人祸,或者国内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有一个在前线奋力付出,却没有受到太多人注意的单位─大马遗体处理队(SPJM)。
他们是除了卫生部外,其中一个在最后阶段接触死者单位,站在前线默默为社会做出贡献。
大马遗体处理队执行主席拉菲再纳指出,该队在2018年成立,第二年底就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其各项设备正好派上用场。
“大马遗体处理队在运输与装备已处于完善的阶段,因此能够在这个时期,向卫生部伸出援手,协助有需要的家庭。”
拉菲再纳拥有长达17年处理遗体的经验,他曾远赴菲律宾马尼拉修读遗体防腐与送葬课程,并取得相关的专业文凭。
他说,总部坐落于吉隆坡美拉华蒂花园的大马遗体处理队,成立的目的在鼓励社会涉及遗体处理事业,协助缺乏经济能力的家庭处理丧事,以及为任何天灾的发生做好准备。
他表示,该队在疫情爆发前,小组的业务如往常一样,甚至前往印尼的帕卢海啸灾区,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处理大约2000具遗体。
“然而,疫情爆发后,大马遗体处理队的行动受到限制,工作量也随之增加。”
![新冠疫情爆发后,大马遗体处理队成员穿著防护装备,为死者下葬。 新冠疫情爆发后,大马遗体处理队成员穿著防护装备,为死者下葬。](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images/uploads/news/2021/JAN_2021/20210128/20210123asa1.jpg)
同时也是一名伊斯兰宗教师的拉菲再纳指出,大马遗体处理队成立于2018年,就国内在2019年末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而大马遗体处理队在运输与装备已处于完善的阶段,因此,能够在这个时期,向卫生部伸出援手,协助有需要的家庭。
他说,碍于国内落实管制令,他必须限制小组运作的人数,而卫生部在疫情爆发初期,仅指定卫生部官员处理确诊患者遗体。
“当时,基于标准作业程序,卫生部仅允许来自卫生部的官员处理确诊患者遗体,禁止非政府组织介入。因此,我们在疫情初期,没有直接加入处理确诊患者遗体的工作。”
“不过,在疫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我们再次向卫生部自荐,协助处理确诊患者遗体。在准备工作的程序上,比以往繁忙许多。”
拉菲再纳说,在前往处理确诊患者遗体之前,他们必须准备个人防护装备和消毒器具,待遗体下葬后,也必须在棺车消毒等,因此,小组成员在出发前的准备工夫已比疫情前更繁忙。
在处理确诊患者遗体方面,拉菲再纳透露,在正常的情况下,必须清洗遗体,随后再将遗体用裹尸布包裹,家属可以拥抱和亲吻死者,然而,在疫情期间,情况则大有不同。
他解释,在处理确诊患者遗体时,必须限制家属的出席人数,每次只能有2至3名家属在现场,而确诊患者遗体则是以两层的尸体袋包裹,全程也有卫生部的官员监督。
“由于我们禁止触碰确诊患者遗体,因此,我们在尸体袋上,依据头部和双手的位置,进行土净仪式,也就是撒粉,象征该遗体已纯洁。”
拉菲再纳透露,从2020年3月开始,全国各地的队伍每个月,一共处理大约30至40具遗体。
![大马遗体处理队执行主席拉菲再纳指出,在2018年成立该队之后,第二年底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 大马遗体处理队执行主席拉菲再纳指出,在2018年成立该队之后,第二年底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images/uploads/news/2021/JAN_2021/20210128/20210121HJQA_1_013.jpg)
不过,他表示,目前队伍内没有成员感染新冠肺炎,也没有人因此病亡。
他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需要在疫情底下紧密合作,停止互相指责。“别再闹政治分裂,社会各阶层如今需要的是团结抗疫。”
深刻体会死亡带来悲伤
死亡带来的悲伤,不必等到新冠肺炎的到来,才能深刻体会。
拉菲再纳说,在尚未爆发新冠疫情时,最令大马遗体处理队难忘的经历是,2017年在吉隆坡发生的甘榜拿督克拉末宗教学校大火。
他说,当时那场大火夺走了23条人命,作为遗体处理的单位,当时的心情非常低落。
“我们是当时遗体处理的单位,看到那些遗体都非常小,直到下葬的那一刻,我们都非常伤心。”
拉菲再纳透露,另一个令队伍难忘的经验,就是2018年雪州蒲种柏达那园废矿湖失踪少年,6名消防拯救局潜水员不幸齐溺毙殉职的事件。
他坦言,这也是消拯局首次遭遇多个队员死亡的情况。
“这些并不是普通人,而是潜水专家和救援专家,也会死亡。这是我们无法忘记的另一个经历。”
提及疫情后的经历,拉菲再纳说,大马遗体处理队当时在彭亨,接获的确诊患者遗体。
他说,这名男子想要回家乡瓜拉登嘉楼,但是在柔佛昔加末工作,当时基于管制令没有巴士,当时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因此,他决定步行回家。
“据了解,遗体当时在彭亨的文德甲发现,遗体送往医院后证实确诊。”
![大马遗体处理队志工赛夫尼占到首都后,获知大马遗体处理队伍的存在后,决定加入。 大马遗体处理队志工赛夫尼占到首都后,获知大马遗体处理队伍的存在后,决定加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images/uploads/news/2021/JAN_2021/20210128/20210121HJQA_4_014.jpg)
他说,死者当时无法见到孩子最后一面,就连在葬礼期间,孩子也不能够跟随,这件事对大马遗体处理队难以忘记。
他也指出,由于行管令的延长,许多人都失去收入来源,一旦家中有人身亡,一些人就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应付丧礼。
因此,拉菲再纳说,在行管令期间,他们接获许多死亡案例的家属,都没有能力支付丧礼所需的费用。
他指出,在所有人都受影响的情况下,大马遗体处理队接获的物资援助也相对减少,因此,只能调整现有的预算,向有需要的家属提供丧礼上的援助。
24小时随时候命 “我们也会害怕”
现年28岁的赛夫尼占是一名司机,也是大马遗体处理队的其中一名志工。
他说,由于家中从事遗体处理的工作,因此,来到首都工作后,获知大马遗体处理队伍的存在,因此决定加入。
他指出,国内爆发疫情之后更加忙碌,队伍目前是24小时随时候命,从原本6个人一组,在疫情期间,人手从6个变成3个。
“我们也感到害怕,在身穿个人防护装备将近一个小时半后,仿佛就要窒息。疫情在去年3月爆发至今,我已处理了超过20具确诊患者遗体。”
他指出,当小组在接获通知后,就会直接前往停尸间,卫生部会有官员在现场监督,其他人并不能够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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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透露,若是一般的遗体,家属可以亲吻和观看,若是确诊患者遗体,家属只能在停尸间透过镜子观看,就连下葬时没有家属在场,整个过程非常感伤。
赛夫尼占坦言,在处理确诊患者的遗体时,自己也非常害怕,然而,随著时间越久,自己也习以为常。
“在我们眼中,这是一项任务。不过,社会也有部份人士,得知我们曾经处理确诊患者遗体后,就会以其他眼光来看待我们,仿佛我们是确诊患者。”
他指出,本身在今年1月初,接获一份任务,从双溪毛糯医院,载送一名确诊患者的遗体直到槟城。
“全程大约4个小时,我们在车内如果口渴或者想上厕所,只能忍耐,必须直接到目的地,因为载送的是确诊患者遗体,车内全程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不能脱下。”
赛夫尼占说,一般的跨州路途,大家可以停在休息站休息上厕所,可是,这趟旅途则不能这么做。
他指出,抵达目的地之后,从搬遗体直到下葬,全程只有2两个人在进行,在随行的卫生部官员协助消毒后,才能脱下个人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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