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4日讯）前首相纳吉的前特别官员拿督安哈里指出，纳吉曾在2016年委派他执行一项机密任务，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Mubadala投资公司谈判，阻止一马发展公司（1MDB）和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债务纠纷被带上国际仲裁庭，避免两国关系恶化，以及担心影响大选成绩。
安哈里是本案第8名证人，他供证时指出，纳吉在2016年传召他前往其位于大使路的私邸，并指示他作为协调员与Mubadala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员凯敦（Khaldoon Mubarak）会面，以便大马政府和阿布扎比不会把IPIC付款纠纷带上仲裁庭。
他表示，当时阿布扎比有意把IPIC和1MDB之间的“法律约束的条款清单”（Binding Term Sheet，BTS）纠纷带上仲裁庭，而纳吉担忧，若马来西亚因未能支付IPIC担保的债券欠款，将伤害两国双边关系，而且会对即将来临的大选带来风险，尤其当时1MDB风波尚未平息。
他说，纳吉所委托他的机密任务，是要求他向阿布扎比确认，两国同意私下解决此问题，不把事情带上仲裁庭。
他披露，IPIC和1MDB之间早已签署BTS协议，而IPIC是在这份BTS协议没有获得遵守时，决定把此课题带上仲裁庭，而这也是刘特佐提出签署和解协议的策略，以便大马政府不会被仲裁庭传召。
安哈里说，在他会见纳吉后便收到刘特佐的信息，告知他必须赴阿布扎比和凯敦见面，而刘特佐也说稍后会电邮传送本次谈判的重点。
“纳吉和刘特佐都知道（一马公司拖欠）IPIC债务的问题。他们是直接涉及，确保我和凯敦谈判。我至今才意识到这是控制损害（damage control）的行动。”
他表示，他和纳吉讨论后的1至2周内只身赴阿布扎比在Mubadala办公室会见凯敦，并引述刘特佐的谈话重点与凯敦谈判，当时凯敦称大马政府此前已作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却没兑现。
“当时我不明白‘各种承诺’的意思，至今才明白，应该是指早前签署但没全面遵守的BTS协议。”
他说，对方要求拟定新的协议，若敲定后，必须正确及定期地还钱给他们；而他们达成共识，即凯敦和他将以“非正式”方式担任两国协调人，只要协议能获得遵守及大马能完成下次付款，就不会把此事带上仲裁庭解决。
“这也是我在纳吉和刘特佐的指示下，自行完成的一项特别机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