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大马在一些国际排名上出现该升不升，反而下跌的现象。如新闻自由度大幅下跌；该下跌的倒不跌反升，如贩卖人口排名。根据国际管理与发展机构（IMD）的世界竞争力排名。大马也从27下跌到34，更引人关注的是首次被泰国（25）与印尼（27）超越，这确是个重大警讯。
本来，进入21世纪后，大马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便已被许多国家超越，如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尼的年均增长率皆在过去20年超越大马。回想1990年代，大马的年均增长率均超越这些国家，何以进入21世纪后，形势竟然逆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就世界竞争力而言，其主要是从宏观指标入手，如经济效率、经营效率、政府效率与基础设施等。这些指标与年均增长率没有必要的相关性。如北欧诸国排名都很前，可年均增长率不高；反观柬埔寨、孟加拉、印度、中国，甚至一些非洲国家，虽然世界竞争力排名低，可年均增长率却颇高，甚至高过大马的4.5％！
尽管如此，竞争力排名依然有其参考意义，特别是有关一国经济的健康度与产业升级。许多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高主因在于起点低，不仅劳动力供应充足、工资低、地价与生活水平也低。故对寻找成本优势的跨国企业有吸引力；只是，也应看到这些国家基本上只能吸引劳动力密集的低端，甚至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而非吸引高品质的中高端产业。
当这些低工资高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碰到难以更上一层楼的关卡。换言之，他们的高增长是有量缺质，如大马与泰国便是两个实例。这两国中高收入国自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后，便卡在中等收入国陷阱而无法突破到一个新台阶。
此外，宏观指标固然重要，但一国现实中的竞争主体实为企业，即企业的竞争力是决定一国经济活力的主体，这就涉及了竞争力的方式、社会政治环境，甚至是价值观，如爱拼才会赢的文化特征。许多发达国家的世界竞争力排名均颇高，可整体上却缺乏活力。这与他们的社会制度如福利国或严格的劳动规例、高税率、高物价、高工资、短工时等有关。
说得露骨些，就是高人权国家虽然整体竞争力高，可经济活力有限；反观，低人权国家甚至威权稳定的国家，反而可能更富活力。这说起来，也是种讽刺。发达国爱谈民主人权，可其跨国企业却爱到政权稳定与低人权的国家投资，这也是众所皆知的事实。现实世界与理想总是有距离的。
从现实的角度看，竞争力主体无疑是企业，而企业的竞争力又取决于多项因素，如企业家精神；天时、地利、人和；政府的产业政策；一国的教育与培训制度；能者能否出头的公共政策；自然资源；获得适用技术的难易度；低公司税，甚至是整体的经商条件，如是否存在互补与相互支援的产业集群。
集群之所以重要，在于企业不宜单打独斗，而必须有相关产业或行业的配合才能发挥其潜能。比方说，台湾电子产业发达主因之一在于台湾有许多与电子相关的公司，相互竞争也相互支援，甚至可能发挥一站齐全的省时省力功能。
产业集群还有一种把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知识集中化的功能，从而发挥物以类聚的综合效力。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
一个国家若要从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低工资产业升级入中高端的资本与技术知识密集的产业，就必须有产业集群，才可能实现目标。对中高收入国如大马而言，没有产业集群便难以跳脱可持续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这是一个需时创造的工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成就的。
对大马而言，要产业转型换代，也需要在族群配额制（固打）与用人唯才方面取得合理的平衡。毕竟，这是个人才竞争激烈的时代，有人才才有财，人才即国力；若过度受制于配额便无法吸引人才，没人才当然也难有产业升级。
大马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可却长期受困于中高收入陷阱，原因当然是多重的；只是，不能唯才是用确是一个制约因素。这也是新加坡能而大马不能的主因之一。无法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自然无法发挥充份的竞争力，这才是大马关键因素。
同理，竞争力不充份，自然也难把蛋糕做大，蛋糕做不大，又何来更多的分配。今天许多大马人活得累，钱不够用，显然与人不能尽其才有关。有道是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行动，只要不改变族群输赢的此消彼长零和博弈观；大马便难有充份的实用竞争力。
世界竞争力排名虽然不是一切，但其排名下跌也应引起足够的注意，以免继续向下沉沦，祸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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