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经济能否像1987-96年那样再度起飞？也就是年均经济增长率可高达9％。
为何那个时期能实现那么高的年均增长率？靠的是什么？答案是，靠的是外资带动的投资与出口，而不是内资。那个时候，东欧等尚未充份开放，使大马享有大好招商引资机会。可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后，全球招商引资竞争趋于白热化，大马的吸资力也大幅下降。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到，泰国、大马、印尼会在1997-98年发生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也与这个变化有关，即进入1990年代初，许多外资转向中国、越南、印度等地。其后果便是大马、泰国、印尼等国引发了去工业化的现象。
以大马为例，在1970年时，制造业在大马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只有13.9％；到了1980年也仅升到19％；而进入1990年后，则大幅增至26.9％，在2000年更剧升到31％的高度。
与此同时，在1987-96年期间，大马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也高达约30％，出口增长率甚至呈现双位数增长。
很明显，制造业、投资与出口是1987-96年高速增长期的动力来源。这时期大马进口了大量资本性产品如机械设备与中间产品（即待完成的组件）。固然在这过程中，本土企业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主角则是外资，特别是电子与电器这双电产品。双电产品也是大马出口的制成品中最大项目。
只是，与台湾韩国不一样之处在于台湾也是双电产品的主要生产与出口地，但台湾生产者则是以内资为主而非以外资为主，而且除了少数组件外，大部份中高端组件也是本土制造。
反观大马，则是从事来件装配、包装、测试，然后出口的角色，也就是说，从事中高端产品的低端、低增值活动，其薪资当然也难大幅提高。
失去竞争优势
说白了，当年大马是靠低工资竞争力来实现高速增长，量的增长可观，只是质的提升有限。进入199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不足，又开始输入廉价劳工，以维持低工资竞争力。问题是，进入1990年代，大马已经是中高收入国，做为中高收入国，很难与中低收入国或低收入国竞争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如双电装配或成衣制造业。
这些产业已不是大马的成本优势与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朝产业升级路线发展或是转向服务业如旅游业或高增值农业。
从国际分工格局的角度看，大马与其他东盟国家在经济上是竞争多过互补，因为大家均大体上处于相同水平的产业层次，也从事大体上类似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起点较高的大马很难与起点较低的其他东盟国家竞争。
基本上，大马与新加坡、日本、欧美的经济关系是互补大于竞争，与中国则处于即有互补也有竞争的状态。因此，大马的产业与经济政策便得从彼此竞争大于互补或互补大于竞争的角度来制定。
另外也得去考虑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发达国家如美国也在提倡再工业化，希望中高端制造业能回流美国。这也限制了大马的选择，使大马更难发展中高端产业，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
在这种严峻条件下，大马要搞再工业化与二次起飞，已是事倍功半，不易有大的突破。
集群战略概念
实事求是地说，大马要策划新的经济增长，得先研究区域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然后再从中寻找适合本国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得考虑一个集群的战略概念，也就是要在某一特定领域有大成就，就得考虑能否形成一个众多相关行业，能否彼此互补，彼此支援与相互促进的集群，而不能单打独斗。
只有集群才能产生足够的综合吸引力。说白了这是一种一站齐全的发展战略，它也涉及了规模效应。做为一个中小型国家，就得考虑如何借用外力来壮大自己。小国如荷兰、瑞士、新加坡、以色列等能够成为高收入国根本原因便在于懂得善用外力来壮大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大马就更必须贯彻唯才是用制，而不是再强调什么土著或非土著的二分法，要善用外力壮大自己就得放开族群与国籍观念。毕竟，小国人口与人才有限，不可能单靠本国人口与人才来崛起。
瑞士、新加坡与以色列等国有高达两成以上的人口是移民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是个态度决定高度的事宜。大马若想再度崛起打破族群与国籍观念是思路决定出路的第一关。不能突破这一关就不必谈什么二次起飞。
新加坡、以色列、瑞士的执政精英若认为引进人才唯才是用，是引进外人来与本国人争饭碗的话，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引进外才是个彼此成就的双赢。有才才有财，有了人才才能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情况就如英语一样，越多人使用，其价值便越高。
若还自限于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观念，那就只能安于均贫而非均富。蛋糕不能做大，增多的人口怎么可能分到更大的份额？一句话，人才不论是本土或外来是化无为用，无中生有的第一要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