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509第14届全国大选后，国内政坛陷入如战国时期的局面。2020年2月21日发生的“喜来登政变”，标志著我国政治史上首次在没有选举下，中央政权的更迭。虽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是与民意背道而驰的举动引发人民不满，也被视为我国政治黑历史。
随后，多个新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冒起，传统政治联盟出现拆伙和结盟。当然也少不了不忠于选民委托的人民代议士上演跳槽戏码。有者升官发财；有者搭上了沉船。
509后，在东马和半岛相继迎来4场州选，即沙巴、砂拉越、马六甲及刚刚落幕的柔佛。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实施边境封锁，4场州选都在疫情笼罩下进行。大马也并非唯一一个在疫情当前举行选举的国家，邻国新加坡也于2020年7月10日举行全国大选。
疫情中的选举难免会引人诟病，担心引发感染群。由于过于仓促及毫无疫情下举行选举的经验，在沙巴州选后，国内疫情加剧恶化，爆发了“州选感染群”。作为第一场州选，沙巴州选的投票率为66.61%，为4场州选中投票率最高。随后，时任首相慕尤丁也宣布实施严格的行动管制令。
根据政府间组织（IGO）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International IDEA）官网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至少27个或13%的国家实施强制投票，当中包括邻国泰国和新加坡。2020年7月份，新加坡第一个在疫情下的全国大选投票率高达95.81%。然而，有别于邻国新加坡，我国没有强制投票。换句话说，不投票并不违法。
柔佛州选成绩在上周六尘埃落定后的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低投票率。一如往常的选举，仍然有败选的一方把败选原因归咎于低投票率或是选民不够踊跃出来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
自利性偏差
当然，参与投票履行公民责任是每一位国民必须做的事，但是政党总不能把没有投票的选民归纳为会把票投给自家政党的。这是“一厢情愿”做法，也是一种每一个人都可能陷入的自利性偏差（self-serving bias），即惯性地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人格特质，如自己的能力和品质等；却把失败的原因归咎其他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如选区划分、竞选期太短、选民不明智、甚至是天气不好。
心理学学者米勒（Miller）和罗斯（Ross）在1975年发表的心理学期刊文章中解释到，偏差的发生，是由于人们习惯了成功的经验，而不习惯失败的经验，因此失败会让人措手不及，难以接受。选择把失败归咎外部因素有助于减轻自身难受的感觉，达到“自我麻醉”的作用。
无论是失败或成功，任何一个政党都要通过自我反省，找出究竟哪里可能出错了来时时警惕自己，避免出现偏差。虚心接受选举结果及把精力用于建设会在长期获得选民认可及支持努力上。
我国民主进程不断演进，科技的进步也弥合了乡区和城市选民在接收资讯的速度，选民绝对有充足的资料做出明智的决定。另一边厢，选择不出来投票的选民也极可能是灰心选民（discouraged voter），有种“错付”的感觉，可能不想承受把票投给原有政党的复杂情绪而选择不参与，抱著“静观其变，顺其自然”的心态。在经历509后，也有选民倾向于诉诸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的态度看待国内政治变局。
无论如何，第15届全国大选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选民们又是时候擦亮双眼选出可以服务国家的人选，我们必须摒弃消极否定主义，坚定地相信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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