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的论战是个自古以来便有的论战,在20与21世纪不论贫国或富国也存在这个课题。

在发达国,大体上言,二次战后到1970年代,由于搞积极政府政策,如建立福利国与高累进税率,发达国的经济不平等日趋缓和,社会流动也大;只是进入1980年代后,又从较平等的转向日趋不平等,以致社会矛盾日趋严重,一些左派人士也变得更激进,以至被视为会危及西方发达国的和平稳定。

在大马,自197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以来,政府也较前更重视经济不平等的课题。本来在性质上,这是个阶级性课题,可在大马,则以种族的名义出现,从1970到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依然有政府高官说,华族的收入高于土著的论调。其实,土著中也有马来族,东马土著与西马原住民之区别。

马来社会内部贫富差距大

若论收入与财富的平等或不平等,大体上,马来族的收入与财富会较东马土著与西马原住民高;只是,政府迄今又不发表土著内部差距的资料。而总是用非土著收入与财富高于土著的说词来合理化新经济政策。

其实,马来族中的富者已不少,且马来族内部的差距也很大,也就是收入与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马来精英手中。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讨论收入与财富不平等,通常会集中于上层1%或0.1%掌控了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多少百分比。这个分析法也应适用于大马,特别是马来族社会。

很多人均感觉到少数马来族精英掌控了许多公司,特别是土著公司或官联公司的股份,而多数马来族只拥有零星的股权。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对于收入与财富的平等或不平等,有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立场。通常的方法之一是用基尼系数来表达。大体上,系数0.3以下算是较平等如北欧国家,多介于0.25-0.3之间;介于0.3到0.4算是还可以接受,如日本;若是0.4以上,如大马,则被视为是处于警戒线;0.5以上则是很不平等,如许多非洲与南美洲国家。

此外,也有人用5等分或10等分的方法,即把人民的收入与财富分为5等(各20%)或10等(各10%)。看各不同等级拥有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多少百份比。通常,收入而非财富是较常被使用的衡量标准。因为,财富的计算比单纯收入的计算复杂得多,也需要收集更多不易取得的资料。虽然上市公司的股权容易计算,但财富的形式不限于股票或债券。

对于经济不平等,一般人或多或少会同意由于不同人有不同的才能,市场对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需要,故不同才能的市价是不同的,如当合格会计师与一般的记帐员其收入差距是很大的。同理,多数人也会同意社会要进步,就应该建立在唯才是用的基础上,而唯才是用制本身就是制造经济平等的源头之一。

我们总不能要求专业人员与普通员工薪资一致,以大马来说,高技能工约占工作人口的30%,他们的月均收入均远高于中等技能(占约60%)与低技能(占约10%)。

这里的关键是,高技能或专业人士(如公司经理)的收入是一般员工的多少倍,如是10倍或100倍,在美国大企业的主管如首席执行员的收入可能比一般员工高好几百倍。这类高收入者可称为超级精英或超级经理人。在美国,这是个致成不平等的主因之一。在新加坡超级精英如“总理”年薪也是超高,而引起议论。另外,最引人争议的是,继承来的财产而非白手成家的财产。

一般人,对白手成家者,多带有敬佩之意(只要其致富手段是合法的);可对因生于富豪而得为富人者则较有意见。这也是何以,许多发达国均对财产抽取高额遗产税或赠与税之故。在一些国家,若继承的财产超过一定额,其税率可高达50%,即一半得送给政府。

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富人也会有方法避开或减少受课税额如设立公司或基金会,或甚至把财产转去国外。这也是何以遗产税通常不是政府的稳定大项目之故。有人认为若政府过于热衷收入与财富的转移(劫富或征富济贫),会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从而使社会的创富与创业能力被削弱,以致陷入财政困境。

1980年代,美英等国会大力削减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的主因,便在于此。只是这个征富济贫会削弱国家创业创富能力的说法也备受批评,以致增税与减税成了重大政治课题,如美国。

此外,经济平等或不平等还涉及了特定的价值观如马克思认为,劳动才是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来源;因此,公平的分配法应是按劳分配,出了多少劳动量便应占有多少报酬;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则强调市场决定价格论或市场决定收入论。伸言之,劳动量不是决定性的,市场需要才是决定的因素。若创造出没有市场的产品或服务又有何用?有人买吗?

另一种收入决定论则是把收入与财富的多少视为个人眼光与冒险的回酬,也就是一份风险一份收获论。敢冒高风险做合法投资或投注(如赌博、买彩票)而取得高回酬,有问题吗?人民应该眼红吗?应用高税收把其收回来吗?某人入股某公司,若失败告终,是活该吗?

从诱因看待经济活动

经济学通常倾向于从诱因(激励)的角度看问题。如曾风行一时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便强调要从诱因而非道德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经济活动。现实世界中人类是依据诱因(正诱因或负诱因)行动的。

若一味从道德的角度判断人类社会就难有进步。何以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是因为执政精英的价值观偏重农业而轻视商业?何以中国的四大发明不能成为国富民强的发明?为何善于搞把发明商业化的美国人会财源滚滚如比尔盖兹(Bill Gates)等。为何同是西方文明的美国会比当代欧洲出现更多这类超级富豪?是不是经济不平等更严重的美国比欧洲人更富有创业力与创富力?若然,主因之一便可能是美国的经济更能发挥致富诱因:如较不偏重再重分配政策?

人世间许多事情皆有双重性。欧洲人一般人更尊重文人而美国则重视商人,以商为荣也,不以失败为耻。这或许是美国社会更富有活力,但也更较硬心肠的主因。

对于收入与财富重分配应该说,凡事过犹如不及,过度偏重收入与财富分配或完全置之不理也不是正道。有人认为,美国会常发生金融危机,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或2008年次贷危机,主因之一在于收入与财富分配过度不均。

反观,欧洲由于较重视再分配,虽然没美国那样的创造性破坏活力可却较美国和谐,不像美国那么分裂,主因便在于重分配政策提高了普罗大众的经济安全感与减少了怨愤。

也可说,福利政策是驯化人民钝化人民抗拒心的武器,有人干脆说再分配是管制穷人的最佳工具,是维稳的主要工具。从经济角度看,在发达经济体,经济问题通常是发生在需求面而不是供给面。因为发达国生产力高(如自动化),因此如何创造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是维持安和繁荣的工具,而要创造有效需求进而创造就业,就得让更多人拥有购买力,而不是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伸言之,重分配也有促增长作用,当然凡事犹如不及,过度重分配也可能使社会缺乏动力,陷入均贫状态,可见关键还是在于平衡,而不是各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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