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东西方,一个政权要稳住所统治和管辖的社会,某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免不了的。尤其在古代,基于资讯、交通、生产、军事等科技的尚未发达,对很多内陆或边缘地带,中央政权往往鞭长莫及(所谓山高皇帝远),实际上无法时刻进行具体管控,所以只能设法通过民间自发,官方认可的行政乃至文化系统(习俗)来推行遵循中央路线的“自治”。
问题是中央要如何达到如此“遥控”呢?于是乎,古早以来,掌权者即已发现能够左右人民认知、思维和心态的意识形态建构,包括宗教,诚是最理想的管道,甚至“工具”。如说中国东周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就很清楚地看到通过思想文化教育实行的“礼治”比“法治”更实质、更合理。
当然,儒家的出发点更多是在于前者比较人道,惟实际上,尤其到了汉朝一统天下之后,中央很快就发现礼治诚有唯法治主义(如秦朝者)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换言之,汉朝的独尊儒术(并非完全摈弃他家,乃至有所谓“儒表法里”之说)著实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帝国实在需要一套可以推行全天下的“皇家”意识形态来稳住社会,给予社会一个明确的共同语境、方向和路线。于是乎,自汉以后,虽经过几次政治大分裂,包括异族统治,但中国始终借儒教作为维系社会(扩大而言即是文明)的支柱和纽带。儒家的夷夏观、中原观、天下观、大一统观、忠孝观等,著实对维系中国和中华文明有著非常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欧洲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发展,即在公元4世纪后,皇权开始认可基督教,颁布了把其合法化的《米兰敕令》,之后更订立其为新国教,其中便有希望借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重整帝国的意思。虽说罗马大公教未能维系帝国的政治生命,但其确实在社会文化层面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欧洲“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且之后,包括新皈依基督教的北方蛮族王室,长久都还保留著复兴或赓续罗马帝国的意念,之所以才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有趣的是,不仅大一统观,基督教世界的众王室其实也有颇明确的“夷夏观”,即不皈依基督教的群体都是“异教徒”(Pagan),属需区别甚至抗争的对象,所以如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南征穆斯林西班牙之馀,对于东边被降服的蛮族,如萨克森人亦是强迫皈依。
当然,除了罗马帝国和蛮族王室的武力讨伐结果,不少蛮族政体也自愿皈依罗马大公教,其中或也不乏出于对意识形态之政治功能的认识,也算是从部落转型为王国的理性化之路。
辗转到了现代,今天的各国政权的确还须仰赖某种共同意识形态(如国家原则)来稳定社会。惟由于科技发达,国家机器的规模和效率大为提高,统一的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的作用就相对没那么关键了。这加上政经文教领域的演变带来思潮转变,包括个体化和民主化,统一意识形态的做法确有点“过时”,是以今天不少先进社会都开始讲求多元化、开放化。虽说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一定的“共识”甚至“灵魂”,但这并不表示精神上大家都必须同质化了。
![](https://boron.orientaldaily.com.my/assets/images/logo-articl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