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许多方面均是个与众不同的岛国。这个面积只有728平方公里，人口约570万的高人口密集国，其经济总量（即GDP）竟可与一衣带水的大马并驾齐驱（约3700亿美元／1.5兆令吉）；除以人口，其人均收入可高达6万多美元（约24万多令吉），远高于约1万美元（约4.1万令吉）的大马。
新国的人均收入与人类发展指数通常排在全球约第10名，其经济自由度与廉洁度，也常排在全球前几名，惟民主指数则低于大马，突显出民主程度与国家繁荣发达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为何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能够取得令人侧目的成就，甚而至于使中国要向新国取经。为何条件比新国佳的大马在许多方面均不如新国，以致许多大马年经人得到新国找出路成为马劳？这是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新国能为何大马不能？
回想1965年新国退出大马时，大马的一些政治精英还幸灾乐祸，认为新加坡是无法自立自主走下去的；只是结果出乎大马执政精英的预料之外。1968年英国从新国撤出军队时，也使人担心这个国家的国防与经济安全，可最终也没难倒新国。
应该说，新国的危机处理能力是颇强的，这与其执政精英的素质有关。自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以来，这个国家便是由人民行动党（PAP）一党执政的国家。
这个党是种列宁式的精英型干部政党而不是群众政党，也就是党员虽不多，可组织与执政能力却很强，特别是第一代领导人。这一批领导精英如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林金山等均是峇峇或英校出生，尽管饱读西学可就是不愿意盲从西方那一套政治经济理论。
正因为他们不盲从西方，著重强调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可能取得卓越的政绩；反观盲从潮流者，如福利国、共产主义或纯粹的西式民主者，一般均成就有限。实则，台湾与韩国在1980年代前也不盲从潮流，而走自己的路，才取得不俗的成就。
按照现行西方政治理论，民主政体应该是两大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方算得上是正统的民主体制（如两次政党轮换执政才算是进入民主巩固阶段）。可新国不但是一党领导，而且还是压倒性的一党独大，以致于1984年人民行动党得提出议员增补制，即最高票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可依票数进入立法院成为反对党。
这可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同理集选区制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只是也应看到人民行动党能全面执政，也得归功于赢家通吃选区选举制。从得票率角度看，其实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通常只有约60％。易言之，尽管政绩不俗，不满者还是颇多的。
利用左派力量
历史地看，人行党是个善于借用左派政治力量上台的非共政党，说得极端，就是华校生出力英校生收割成果，左派坐牢，右派当官。之所以自有其历史与环境因素。
李光耀、杜进才这批英校生虽然反共，但也从左派人士那边学了不少有用的智慧，如在每个国会选区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在社区中心设立联络所管理委员会；议员（包括总理）得定期接触选区民众，以便了解民情民心民意。这一套应是从左派的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思路。
不同的是，第一代领导精英，基本上是种硬心肠的务实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性观是，人民群众具有短视近利的一面；因此，虽然要了解民心民意却不能一味迎合民心民意，而得从实际出发，检视民心民意是否符合现实的国情。
实则，早在1970年代，当世界流行谈福利国时，新加坡便公开谈不学瑞典这个典型福利国。从这批精英的角度看西北欧式的福利国是种只求讨好民众，而不敢求好的软心肠短视政策，是难以持续的。
这批精英也不很信任群众的智慧而时常敢敢为民作主（就如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当官不敢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蕃薯）。换言之，他们的治国方式是家长式或严父式的，只是随著时代改变，第二代或第三代领导则略有调整。如有人认为吴作栋的作风是兄长式，而李显龙则是朋友式的。尽管有这些作风的调整，总的来说，新加坡还是坚持走尽可能求好而不只是讨好的硬心肠务实主义思路与政策。
迄今，新加坡依然没有最低工资制，工会也依然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运作，如NTUC（全国职工总会），便是被政府收编的工会。可以说这是种统合主义路线（Corporatism）。德国与北欧诸国也是统合主义路线；只是不像新加坡的一党执政与一党领导型统合主义。
政治学者一般认为权力易腐化特别是绝对权力；可新国竟然是个例外！显见集中权力办事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关键是如何从严治党，保证廉洁与国家精英又不脱离群众。人行党的成功应是它能做到既精英（为民作主）又具有回应性，能实事求是地回应时代与民众的需求。
要做到这一点确是不易，人行党能做得到，当然有其综合因素，其中一个方法是，不时地从社会中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给予这些人才合乎市场水准的酬报；然后培养这些精英人才，推出去让选民做选择。伸言之，是先保证品质然后让消费者（选民）去挑选。
当然，这些被选中的精英也得具有奉献心与不时自我更新才能保证不被时代所淘汰。人行党能从1959年一党执政迄今，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套制度化的理念。
在种族关系方面，新国也是做得颇佳。如著重培养马来族的技能与实用能力使马来族能在自助人助（政府）的基础自强起来；著重双语教育及防止华族大民族主义等。这些政策虽颇有争议；只是从结果论的角度看，确也算是拿出了一定的成绩。
与大马相比，大马是走马来人支配论，也就是助长马来族与伊斯兰一尊地位的思路；甚至有对非马来族做出硬心肠的歧视而对马来族采取软心肠优惠的政策。在1970-80年代，这种马来族优先论可说盛极一时，也使大马错失了全民向上的大好机会。
可以说，新国在种族关系上，倾向于正和博弈（Positive Sum Game）的思路，而大马在1970-80年代盛行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族群输赢论。有道是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大马在许多方面不如新加坡与零和博弈与马来族至上论有关。新加坡则对华族至上论持有戒心。
功绩制与务实理性
在公共政策方面，新国也尽可能避免让人民有白吃午餐的心态，而著重自助国助，有一份耕耘，才有一分收获的心理。如多功能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与建屋局发展的组屋。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可说是培养新加坡人意识与认同的重要支柱；因为有约90％的新国人拥有自己的住屋，这大大地强化了新国人与国共存荣的有份者（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的心态。
众所皆知，新国是个著重功绩制与务实理性的国家，而要坚持这个路线避免民粹化是不易的。迄今新国大体上保住了硬心肠务实主义路线，谋求国民长远利益而非一味讨好的短视近利路线；可由于人性易偏，人情易私，人意（志）易疲；人心易变。当政党竞争激烈后，这个思路能否坚持则有待观察。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凡事多有两种性。任何思想与制度都难免有优缺点而很少仅有优势无劣势，就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若适度实践通常带来更多的好处，可一旦过其度，便有可能走向其反面。
因此，如何适可而止，以免物极必反，是人生与治理之道。整体上言，新加坡是比较能平衡诸如：效率对公平；自由对纪律；保守对激进；个人权利对社会责任；宽容对放纵；个人努力对国家支援；机会的平等对结果的平等；个人对家庭与社会等矛盾。尽管如此，也有人认为新国是个过度强调纪律的“罚”治国或威权主义国。伸言之，新国也面对不少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