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名网媒《当今大马》在最近一场官司中败下阵来，总检察长依德鲁斯哈伦指控《当今》于去年6月8日文章底下的读者留言“贬低”司法体制。联邦法院2021年2月19日裁决其藐视法庭罪名成立，罚款50万令吉。
控方此前要求法院判《当今》罚款20万令吉，而法院判决竟然还高出30万令吉。到底法庭要传达怎样的信息？其对媒体未来发展与新闻自由的空间是否会产生寒蝉效应，令人关注。《当今》总编辑颜重庆回应时感慨万千，他指法庭看来不是要提出警告，实则是要关掉《当今》。人权观察组织甚至控诉此举乃“试图以夸张的超额罚款让《当今》破产。”
在我国大众媒体垄断的媒体生态中，《当今》能异军突起，主要是其不依执政党随波逐流，而能发挥积极、客观与独立的报道，还原真相。网媒生存空间本来就有限，独立媒体是社会所需要，以维护公众利益。如果政府要人民禁声，在缺乏有效监督下，政治寻租弊端必伺机丛生。
第四权被视为“眼中钉”
政府不希望被监督，而媒体作为民主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外的第四权就自然会被视为“眼中钉”。司法本来是民主国家的重要防线，特别是立法与行政相互依存的国会体制下，司法要能发挥“制衡”让政府不可为所欲为。
首相慕尤丁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实施紧急状态，让国会停摆，这是对民主的严重伤害。学校可以开课、商业活动恢复、夜市照常运营，就是国会222人不能开会，这是行政权介入立法权的显著例子。
新闻自由尺度的宽松或紧缩，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我国媒体自由化在前首相阿都拉掌权时确实有“向前一步”，在此之前媒体刊登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基本都得小心翼翼，害怕不小心踩到红线。
历史一再证明，新闻自由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靠媒体工作者及群体大众共同去维护。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政府官员握有权力，如果权力没有监督，贪赃枉法必然滋生。前首相纳吉、前副首相阿末扎希、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都涉及严重贪腐，就是铁证。
难以忘记2016年10月，反贪污委员会在沙巴水务局正副局长家里搜到数额惊人的财物，当时是反贪破获有史以来最多赃款的一次，从两位高官办公室和住家所起获的巨款超过5200万令吉，另外还有珠宝、首饰、名表、名车、名牌包、地契等，震惊全国。贪官可轻松收取如此惊人贿款，如入无人之境，就可以看出权力与腐败勾结之恶。
及时删除有问题留言
今天网媒发达，成就许多人可通过社交媒体揭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当然在杂乱无章信息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荒腔走板的假消息，但我们没有理由就此因噎废食，完全禁止人们发声。媒体犯错，正确做法是让媒体采取有效的“救济”方式来纠正，减低伤害而非赶尽杀绝。
审理《当今》此案七名法官中其中一人娜丽妮指《当今》发现问题后即删除留言，合乎法规。《当今》也坚称，警方和他们联络后，该媒体就立刻删除冒犯言论。为何当前媒体越来越趋向自由、开放的时代，仍然有人看不清民主体制最需要“言论自由”来发挥监督功能。
正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所述：“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针对新闻自由有明文保障，包括规范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指媒体应享有对公共事务展开“不受限制的、强有力的、完全开放”的报道与评论。当媒体或新闻记者受到威胁、攻击、审查或监禁时，整个社会的表达自由等同受到直接攻击。
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五项规定：“任何人有权以语言、文字与图画自由发表与传播自己之意见及自由获取资讯来源。”民主体制国家不断致力于确保言论自由得到充分发挥，而不是让媒体自我设限。
此案判决后，美国驻马大使馆对发文表示：“我们就联邦法院今天对《当今》的裁决及其对马来西亚新闻自由的影响表示关注。言论自由，包括新闻界和公众的言论自由，是公众话语的基本权力、也是问责制及善政的民主原则。”
维护言论自由即捍卫民主
另外，英国驻马最高专员查尔斯海伊（Charles Hay）及加拿大驻马代最高专员埃斯特凡奈（Esther Van Nes）也联合发文对裁决表示失望并重申“新闻自由对社会的安全、繁荣和福祉至关重要。民众应该获允许自由地谈论和辩论公众课题。”
在此案件审理终结后，法庭限该媒体3天内缴付罚款。《当今》通过众筹在短短4个小时内，迅速就筹获50万5000令吉，其中行动党50名议员每人捐助1000令吉，连同行动党1万令吉共6万令吉，展现行动党捍卫言论自由坐言起行的巨人形象。
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息息相关，维护言论自由就是捍卫民主。《当今》有难，八方支援，彰显打压新闻自由的手段无法被人民认同，而当我看到一家媒体竟然还撰文替政府“涂脂抹粉”，和拥有大笔党产的马华噤若寒蝉一样，怎不令人怀疑他们是否把自己陷入于言论侏儒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