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国大选促成首次政党轮替以来，我国的政党政治发展从一党独大进入刚萌芽的两线制，瞬间进入政治碎片化局势。处于婴儿期的两线制突然夭折，是由马哈迪与安华的接棒问题引发，尔后马哈迪辞去首相职位，导致希盟立即垮台。
回顾黄明来去年在《未巩固的民主：马来西亚2018年选举》的评论，他比较了2018年希盟上台后的种种问题和日本自民党于2009年下野及2012年再次执政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后，指日本政坛出现向右转和我国出现种族对立，都是保守政治抬头的象征。其中，马哈迪今后能否履行竞选承诺和两年后交棒给安华，是我国由巫统一党独大制迈向两线制的重要试金石。
很不幸运的，两线制的夭折被黄明来说中了。马哈迪辞职导致希盟政府垮台，这是结果，不是原因，因果的逻辑关系不能本末倒置。
追溯希盟垮台原因
执果溯因，由一个小党（土著团结党）来当家和当权，违反了现实主义的规律，导致政治联盟内的权力天秤失衡。政党的追求很简单，就是成为执政党，掌握行政和资金的支配权力，以实现本身的意愿。所谓执政党，包括了当家和当权。
本来，人民公正党在希盟内掌握最多议席，其却一直被马哈迪压著和调侃，其蒙受的委屈和愤怒是可以想像的。与此同时，马哈迪为了确保小党当家和当权，在过去执政的22个月一直拉拢巫统议员跳槽，默许阿兹敏阿里去串通巫统议员，提捧阿兹敏阿里来分化人民公正党，以反恐名义逮捕民主行动党议员来塑造火箭支持恐怖主义形象。
以安华为首的人民公正党急著恢复希盟的权力天秤，逼迫马哈迪交棒给安华，再碰上阿兹敏阿里以清君侧名义发动的“喜来登”政变行动，最终导致希盟垮台。
希盟垮台是因为小党当家和当权，权力天秤失衡所导致，而国盟内部也面对相同的局势。慕尤丁以小党党魁职位向巫统和伊党发号施令，业已引起巫统前主席纳吉和一众党要的反感，屡次暗示慕尤丁要看清楚谁才是国盟内的最大政党，甚至明言准备解散国会重新洗牌。
希盟+面对首相人选难产，最终人民公正党确定基本条件必须是安华当首相和导致希盟反政变操作破局，主要逻辑关系是人民公正党不愿再重复小党当家引起的困境，多过于安华想当首相。
现在有几股政治势力，一是纳吉和阿末扎希为首的巫统，二是以慕尤丁为首的土团党，三是伊斯兰党，四是阿兹敏阿里派系，但此派系无论在土团党或国盟都不受欢迎，五是马哈迪为首的残馀土团党派系，六是安华的公正党，七是绑在一起的诚信党和民主行动党，八是处于跟随状态的砂拉越GPS和沙巴民兴党。这八个派系不是八国联军，而是各有算盘。
大选能否解决问题？
各政党和联盟正在进行重组和调整。首先，国盟政府依然是缺乏合法性的政府，这个硬伤或者原罪，让慕尤丁政府非常难堪。虽然目前抗疫情况有所改善，必须归功于慕尤丁政府，但不代表著慕尤丁政府可以收割抗疫成功的果实。其二，如上所述，国盟依然是小党当家和当权，不符合现实主义的规律，权力的天秤仍处于摇摆状态。
其三，虽然国盟号称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马来政治力量，但一枚硬币有两面，那就是国盟没有非马来人的支持。在一个多元和分化的国家里头，实属不可思议的事。
一个不获得占人口33%非马来人支持的政府，是需要去思考如何维持多元社会的政治稳定。由于目前处于新冠疫情的限制下，有许多政治活动无法展开，所以我们才看到政治矛盾没有这么激烈。一旦疫情开始降低到低点，政治矛盾将会开始激化。
2007年兴都权益委员会（HINDRAF）发动连串示威，抗议政府忽视印裔族群的权益，是促成2008年308政治海啸的因素之一。前车之鉴，国盟若忽视非马来人权益，会有什么后果？面对政治碎片化的现象，国人、纳吉、伊党等，均主张解散国会举行全国大选，以一劳永逸解决政治困境。
全国大选可以或不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全国大选的结果是其中一个阵营获得稳定多数议席，那大选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大选结果又再是一个阵营仅获得简单多数，那大选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例如2018年大选解决了旧问题，但制造了希盟权力天秤不平衡的小党当家问题，最终是希盟垮台。
此外，在没有解决议员跳槽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前，就贸贸然企图触动全国大选来解决政治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把社会撕裂。同时，在比例代表制和领先者当选（FPTP）选举制度未被改革前，未来的大选会进一步分化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以及其政治势力。
需要新政治主张
随著我国社会的生产方式、人口结构、城镇化和科技进步的变迁，加上数年内有数百万年轻马来人成为新选民，我国的选区结构将出现颠覆性的范式改变，即马来人将是西马半岛绝大部分各选区的主要选民，华裔和印裔等选民所占的比例只会下滑，不会上升。
无论喜欢与否，希盟的新马来西亚政治论述仅获得非马来人社会的喝彩，对马来社群则没有号召力，而国盟的分赃政治主张更是没有论述可言。有鉴于此，新社会变迁需要新政治主张。
综上所述，小党当家当权引起混乱多过于稳定，而未来政局的出路取决于能否提出照顾保守选民需求和迎合进步选民期盼的新政治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