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盟执政近2年，便出现政权更替，如何解读这个现象？有人认为，这是场类似2009年霹雳州宫廷政变的再现，可以说新政权是个非法的后门政府。
不论这是否是一场宫廷政变，从宪法角度看，也很难说这是违宪，顶多只能说，它不够透明。因为，让222位国会议员在下议院表决是最无争议和透明的做法，只是国家元首判断慕尤丁是第8任首相，也很难说是违宪。因为，我国联邦宪法在字面上，是允许国家元首做出他的判断。
宪法里不明确字眼
依据宪法第39条，我国的行政权在国家元首（因为这是个君主立宪国，且我国宪法也没有民主这个用语）；只是元首得依从内阁或内阁授权的部长谏议行事。通常，这个部长就是众相之首的首相。尽管元首得依从谏议行事，但是元首也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些裁量权包括宪法第40条所规定的任命首相与解散国会等。而第43条2分条（2）更表明，元首得从下议院中运用他的判断，任命一位他认为可能（likely）得到下议院多数议员信任的国会议员为首相。
这里关键语便是运用他的判断与可能。本来按照议会民主的规则，获得下议院多数议员支持者，便可成为首相。因此，宪法也应写明必须是获得多数议员明确支持者，才可当首相人选。可偏偏我国宪法不这么写，而是用“可能”这样不够明确字眼。显然，这是有意这样写的，其动机为何，则各有各说。既然宪法这样写，元首要怎样做，法理也是站得住脚，虽然也可选择在议会中让众议员表决。
当然，如果现任首相已失去议会中多数议员信任，元首也可选择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再组新政府；或另选一位适任者。这里的问题是希盟本身也选择让元首决定人选，而不是选择解散国会重选。之所以，或许希盟也认为他们的人选有可能被元首相中。此外，由于近期3场补选希盟均失利，也使希盟对大选不是很有把握。
何以近期3场补选希盟均失利？原因当然是多种的。从经济民生的角度看，在2018大选中，希盟集中火力攻击国阵，指责消费税是致成国人生活百上加斤的主因，只要取消消费税，普罗大众的生活压力便会大减。就竞选策略言，这是有效的进攻策略。只是大马的经济民生问题由来已久，是由众多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致成的；消费税只是其中之一。这就使得即便消费税没有了，经济民生依然一如既往，没有得到实质改善，使得一些选民觉得有受骗上当感觉。
此外，多数马来人时时被巫统洗脑，认为行动党是个华族沙文主义政党，而希盟执政后的一些做法与一些现象，诸如委任基督教徒当总检察长；部长中有人提出签署反种族歧视公约；爪夷文课题；统考承认等争议，也被巫统、伊党与马来／穆斯林保守或极端主义者炒作，认为这是危及马来人特殊地位，伊斯兰一尊地位，甚至是马来语不再受重视的不利马来／穆斯林的动作。
民主与安全感矛盾
本来，巫统长期便有计划地把行动党丑化妖魔化为威胁马来族与伊斯兰的华族沙文主义／极端政党，而上述动作，就更易被别有居心者操作为华族威胁论，甚至是基督教威胁论的课题。尽管多数华族不这样认为，也有少数马来精英否定这些威胁论，可这长期妖魔化下，也不易朝夕可改。这里也涉及了一个民主对安全感的矛盾。
虽然，表面上大马是个选举民主国，可这个民主只是象征性的，若这个民主被认为会危及马来／穆斯林支配权，那么这个民主就得终止或用某种方法来制止。伸言之，我国的政权得建立在马来／穆斯林支配的基础上；若否，便不借牺牲民主。实则，宪法中便有不少这样防范设计，如统治者会议的作用之一，便是要保证马来支配权或说得委婉些是马来／穆斯林领导权。
也就是说，从独立迄今，马来／穆斯林中的多数精英，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权得以马来族为中心，若受动摇，便无民主可言，如1969年的513事件。就宪法设计言，我国虽是议会民主制国家，可却走宪法至上而非议会至上的路线。在英国，一切由议会多数议决说了算。可大马却非如此，如在有关马来语地位或马来特殊地位的事宜，除了国会2/3通过外，还得统治者会议认可才行。
实则，许多国家中的重大职位人选也得与统治者商议，如选委会与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委员、总稽查司等。显见，这不是个纯粹的议会民主制，而是有额外防范设计。
如依照1957年宪法，不同选区选民人数差额不可超过15％；可在1959年大选后，执政联盟便把这差额改为50％。513事件后，这个50％差额又被取消变成了无上限。其目的何在？其实我国的军警也掌握在马来族中，政府的行政人员与法官也以马来族为主，本就无须那么重重设防。
大马民主有上限
这说明，大马的民主其实有个不成立的上限，那就是不能危及马来／穆斯林的安全感，而所谓安全感，又是颇主观，甚至是绝对的。在这种防范设计中，选区也保证了不论马来族如何分裂，最终国会中依然是马来族占多数。非马来族可以用美其名为权力分享来粉饰，可这些非马来族只能当作小伙伴来看待，不能与马来族平起平坐或担当关键职位。这也是何以巫统不能接受拥有42国席的行动党成为执政团队的主因。说白了就是不能让非马来族当家又当权，而只能扮演屈从的点缀角色。
从变天的角度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金权或金钱的作用。自1980年代以来，金钱政治已成了大马政治不可分割的部份，搞政治的主要动机便是由贵而富，有了官权，用官权来找吃。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也因一些政治青蛙满天飞，看风转舵，政治论理、原则，只是一些人的守则，而不是多数人的道德底线。只要金钱政治当道，政治也自然成了金钱交易与权钱交易的工具。这个金钱政治难除也在相当程度上与新经济政策有关，而这个政策是难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