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日趋严重，不但蔓延世界各地，马来西亚也出现了10起病例。每当这类大规模突发传染病发生，伍连德医生就会再度被人提起。硕士班时也因曾陪同老师拜访已故的伍玉玲女士（伍连德长女），对伍连德医生的记忆非常深刻。
伍连德医生在槟城出生，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槟城短暂行医之后，1908年前往中国出任当时的陆军学堂副校长。1910年12月，伍连德带著学生助手到东三省处理鼠疫问题。短时间内发现鼠疫是传染性与致命性极强的肺鼠疫（死亡率达95%），并确认感染源是毛皮猎人接触到旱濑（土拨鼠）所导致。
确定病源的同时，伍连德也采取一系列防疫政策。例如测量体温、戴口罩、消毒、迅速处理尸体、隔离病人、病患分流（以车厢作为临时医院）、交通暂停和封锁以阻绝进一步扩散等等（虽然要求当地居民不可离开规定的活动范围，但当时并非如同今日武汉那般完全封锁，而是要求离境者必须先隔离确保无病后才可放行）。这些政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全盘接受伍连德的建议并强力执行，也严惩执行不力与隐瞒病情的官员，使得以专家主导的防疫工作得以全面进行。
生成标准防疫程序
1911年4月鼠疫被扑灭，虽然以6万人死亡告终（当时未有抗生素等药物），但肺鼠疫的极高死亡率以及疫情得以限制而不扩散至全国，可见伍连德与东三省政府的努力。伍连德医生当时的防疫做法，成为后来人们面对传染病大规模爆发时的标准作业程序。他本人也因此成名，随后担任许多与中国公共卫生有关的职位，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与医学的发展，甚至也因肺鼠疫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
现今的武汉肺炎，让人再度想起伍医生和他的做法，现今的防疫政策也常常可见其影子。马来西亚对于疑似患者采取隔离观察，以及指定某些医院处理武汉肺炎，与伍氏当时隔离与分流病患的做法相同。这减少了进一步扩散，也可集中资源治疗病患。
现在通行的戴口罩以降低传染机率的做法，也是当年伍连德提倡的。虽然马来西亚因为未陷入内部人传人的传染，因此暂时不需要戴口罩（但根据现行看到的建议，如果前往医院与人多的地方，或者发烧咳嗽和体弱/慢性病患者，需要戴口罩）。可是如果武汉肺炎开始在马来西亚内部传染，口罩就成为必需品。再加上马来西亚的口罩反而需要中国供应（中国现今暂停口罩出口），因此外交部长赛夫丁说捐助手套而不捐口罩，也是为了预防我国需要口罩时不会没有口罩用。
希盟恐被指责
虽然马来西亚现行的防疫政策可见伍连德的影子，但是伍氏当年提倡的暂停交通与封锁政策，中央政府却未实践。当沙砂两地政府仿效新加坡和美国，暂时封关禁止来自中国航班或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中央政府却仍未下令禁止。由于武汉肺炎至今已经不限于武汉/湖北一地，感染者已经遍布中国各地，广东深圳已经有人传人的现象，德国与西班牙的病例更显示其传染性极强，因此扩大到限制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有其必要。
由于潜伏期时就有传染的可能，让此防疫做法显得更加重要。仍未封关的日韩两国的患病人数不断上升，并且已经开始出现内部人传人的病例。因此，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应该紧随沙砂二地政府，暂时封关禁止来自中国航班或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以减少马来西亚病患增加的可能。
此外，马来西亚的公共卫生观念薄弱，如果大规模爆发，将会是一场大灾难。人民非常可能因此大力指责执政不到两年的希盟政府，认为政府防疫不力，导致其连续执政的可能性大幅削弱。
虽然历史并不一定提供教训，但是伍连德医生当年的诸多防疫做法成为现代防疫体系的雏形，并且仍有许多可参考之处。希望政府谨记这些历史与人民福祉，好好处理此次武汉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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