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部提呈2020年财政预算案前一天，国会于星期四（10月10日）三读通过了全国反金融罪案中心法案（National Anti-Financial Crime Centre，简称NFCC）。
在去年末，国家施政、廉正及反贪中心（GIACC）总监丹斯里阿布卡欣就宣布，政府将在今年成立一个专业中心以处理全国税收与非法金钱流失问题。该中心将会整合与协调总共12个执法单位展开联合行动打击金融犯罪，其中包括皇家警队、内陆税收局、反贪会、海关、国家银行、入境处等的执法单位。
NFCC的前身最早于2011年成立，当时被称为特别执法队（Pasukan Petugas Khas）。该单位一成立就有效地从不法分子手中追回部分流失的国家财政收入，其中内陆税收局的总税收从2010年的865亿令吉上升约27%至接近1100亿。有鉴于此，希盟政府在全国反贪计划下决定成立一家全新的机构，以更全面地应对新型金融犯罪问题，亦就是NFCC。
首相掌人事任命权
虽然此类联合执法行动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NFCC的成立却是极不透明而且有集权的倾向，容易成为首相打压政敌的工具。根据新出炉的NFCC法案，NFCC将会成立一个顾问局以向首相提供任何反金融犯罪的意见、以及对NFCC的调查方向提供“建议”。顾问局将会由一名主席、NFCC总监和5名成员所组成。
问题一，顾问局的人事委任由首相做主。虽然首相署法律事务部长刘伟强在国会二读时表示，政府将把NFCC顾问局主席及总监的任命权交给国会“公共领域高阶官员特委会”。然而，法案乃保留“顾问局成员由国家元首在首相的劝告下委任”的条文，同时首相也能在任何时候罢免顾问局的任何成员。由于首相掌握了绝对的人事任命权，也就能够干预顾问局的调查方向与政治中立。而顾问局成员为了保住头上乌纱也必须对首相唯命是从。
同时，根据“公共领域高阶官员特委会”成员倪可汉所言，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特委会并无实际的司法强制力，只能透过道德力量来制衡首相的委任权限。也就是说，国会特委会并没有法律权力来强制首相必须通过国会委任的NFCC顾问局主席以及其他成员。就算到时候布城再次反口不认，国会亦只能寄望于公共舆论和首相自己可以良心发现。
情况就好像今年6月拉蒂法出任反贪会首席专员，无论是内阁、国会特委会还是希盟主席理事会事前都无一知晓。而国会除了寄望首相可以先咨询特委会后再委任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很明显的制衡失效。
顾问局凌驾行政单位
问题二，除了顾问局，NFCC也会成立一个行政委员会（Jawatankuasa Eksekutif），该委员会将会由NFCC总监、副总监、总检察长以及12家执法单位的直属长官所组成。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共享情报、命令所有执法单位展开联合行动以打击金融犯罪。诡异的是，NFCC法案中行政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确保顾问局所发出的任何“建议”都能够得到执行。这么说来，顾问局所提出的根本不是建议，而是命令！由于顾问局受到首相的绝对掌控，而NFCC行政委员会必须完全执行顾问局的所有“建议”。所以首相间接掌握了NFCC行政委员会以及12家执法单位的权力。
这是首相署以打击犯罪之名所行的集权之实。首相署于去年把属下的执法单位独立出去后，然后通过NFCC再次完全掌握执法权力。这次的情况更为严峻，因为首相署连警队与公司委员会的执法权都能够通过NFCC掌握在首相一人的手中。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不知道执政党议员们是否还记得这句话。
设立NFCC固然是有成效的保证。然而首相署这次却设立了一个顾问局凌驾于NFCC行政委员会之上。顾问局本身既无调查权力更非执法单位，到底设立这样一个凌驾于行政委员会之上的机构意义何在？顾问局的存在一方面剥夺了NFCC和12家机构独立调查的权力，一方面也有首相政治委任朋党的嫌疑。难道是当权者确保NFCC这把火不会烧到自己身上的手段？抑或是把火往政敌方向烧的手段？但愿都不是。
制衡机构成集权工具
NFCC总监拿督斯里慕斯达法说该中心的成立参考了英国国家反犯罪机构（National Crime Agency，简称NCA）的运作，可是马来西亚总有化玉帛为糟糠的魔力。英国NCA由内政部所赋权，内政部却无法干预NCA的调查方向，反而内政部长必须赋予NCA足够的行政独立。更重要的是，NCA不受首相管辖，也不需要听从任何不知所谓的顾问局的“建议”。英国国会能够向内政部及NCA问责，从而确保了NCA的独立性。这个平衡独立的机构来到马来西亚竟然变成了一个集权的工具。
首相掌握高官任命权及执法权的威胁仍然历历在目，究竟敦马哈迪如此集权是否另有企图？不论是朝野议员还是民众都不可对此课题掉以轻心。稍有不慎，我们或许将迎来另一类的“茅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