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是个古已有之的老大难课题,如早在2500年前,孔老夫子便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今天则是既患寡,也患不均。这个老问题是否于今为烈?历史地看,1848年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而1848-1870年代,英国以外的欧洲大陆,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革命,这均突显出当前这个问题未必较前更烈。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老问题也有其时尚性,如自2014年法国政治经济学者汤玛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发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以来,这个课题也火红起来,不少类似的作品陆续出现,如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大鸿沟》(2015),连精英大聚会的世界经济论坛也把这课题列为重大课题。
其实联合国多年来便出台了“千禧年发展目标”,力言要大力减贫,如在10年内要把日均收入少过1美元的人口减少;联合国的发展目标也搞了几十年,可贫富差距并未显著减少,反而是威权中国较成功地使几亿人脱贫,成就令人侧目。
寡比均更重要
于此,也带出一个问题,就是不均与减贫孰重孰轻的事宜。毕竟,贫穷涉及了生老的问题,也只有较好地处理了极端贫穷,才可能谈到均与不均的课题。更何况,有钱没钱,有没饭或面包吃,更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若连吃的问题都没法解决,还谈什么均与不均。易言之,寡比均更重要。当然也得看到寡或均与不均,是个程度与层面的事宜,也就是在哪一方面,少在什么程度或不均到什么程度。
在当代经济学,它也有赤贫与相对贫穷之分,赤贫或绝对贫穷,是指连基本的食衣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也不足,而相对贫穷则是指比较性的。在发达国的所谓穷人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产。同理,在大马,穷人与低收入(如低端40%B40)是不同的概念。穷户的月均收入少过1000令吉,而低收入户则是不到3000令吉。
当前的大马,穷户已低于1%(只有0.4%)。当然,有关穷户定义本身也有争议。只是,在大马穷户也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与其他福利。
大体上言,均与不均有一定的主观性,也很难有一个要均或不均到什么程度才是合乎理想的水平。只能说,极端的均与不均,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极端的均,如共产主义,可能在长期产生均贫的后果,因有干没干一个样,大家均没有干劲。可过度不均,又可能引发政治社会不安,甚至革命。
税收是富争议课题
从经济角度看,一般认为,过度不均若是长期的,那将不利经济增长;也不利经衰退的变化。因为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会减少社会整体的购买力,进而缺乏需求,纯化增长。只是,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个穷国若想脱贫致富得经历一个时期的资本集中使用阶段,以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注重消费。这是一种先苦后甜的理论。
在当代,穷与不均还得从不同的层次来看,如全球与区域范围内的穷与不均。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便提到,资本的回酬通常高于经济增长,若要真正解决不均问题,还得从全球范围著手。如全球范围内实施同一的资本税,让资本家不论到哪里都得支付同样的税率,堵住其投机选择。
只是这说易行难。别说是区域或全球范围,即便是在同一国度,税收也是个富争议课题,且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立场与政策,如在二次战后,全球流行高公司与个人所得税,可1980年代后,又流行减税。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多数国家也被逼走竞争性减税政策,进而加剧了贫富差距。
就一国范围内来说,均与不均,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成人间结果的平或不平等,另一个则是孩童间的机会平等或不平等。有人甚至提出机会平等指数。均或不均应从结果或机会著手,见仁见智。一般来说,让机会平等会较少争议,而让结果平等则较多争议。
这是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与能力,且市场对不同类型的工作给予不同的回酬,进而言之,还涉及了运气与人脉的事宜,故结果的平等不易得到共识。
至于机会平等, 也只是程度的事宜,因为这也是难以强求一致的,而只能用政府的力量加以缓和,如政府应尽可能让处于不利环境的家庭,特别是小孩尽可能平等的受教育与培训的机会,希望他们能有一艺一技在身,可据此加速社会流动,而不至于一生下来便被固定在一个贫困的处境而不得翻身。
积极福利带来双赢
重视较平等的机会,特别是孩童的受教育与培训机会,是较合乎多数人常识理性的对策,也是种积极性福利。福利或社会援助有消极与积极的区别。消极福利著重缓和不平等与穷人的生活压力,而积极福利著重授之以渔(技能)而非授之以鱼(实物)。实物用了就没,援助也没完没了,甚至会使受助人产生依赖,成了失去上进心与能力的依存者。
积极的福利,是双赢思路,不但可使受助人自力更生,更可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回馈社会。因为有一技之长的人不但可自助,也因收入增加而成为有效纳税人,为政府提供收入,让政府有更多收入来实施积极福利提高全民的人口素质、生产与经济层次。
因此,从己利利人,社会稳定与国富民强的角度看,积极福利是种正能量,不但可缓和社会矛盾,还可把社会的整体潜能引发出来,全体向前向上迈进,而消极福利则可能使社会走向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