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2019财案？整体上看，可说是个四平八稳的财案，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如传说中可能出台的遗产税与股票资本盈利税并没有出现；前朝的一马援助金虽已改名为“生活援助金”，也一样照发，只是受益者范围有所收缩，金额也有所下调。如果第一个财案没有大动作，那么接下来的财案，大概也不会有大动作，特别第3年起，因为越接近大选，越不敢得罪太多人。
只是，没有得罪太多人，也预示可能不会有太多太大的经济与财政改革，而较有可能出现较小幅度的调整与修补。这又难免使带有太高期望的人群产生一定程度的失望。如何处理好这个期望与失望的落差，是个不小的挑战。2008年，台湾马英九胜选总统与之后国民党的大败，是个有参考价值的例子。
从性质上言， 我认为这是一个防守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财案，也就是不求有大功但求无大过的政治选择。毕竟希盟虽取得中央政权，可其得票率并不过半，特别是马来票，只占约22％，这确实是个不小的心理压力。
非税收入成最大税源
对于财案，可以从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来谈。多数人尤其是普罗大众，会较偏重支出一面，也就是什么人群，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是亲民或亲商，抑或是民商皆亲，或哪一个族群得到最多。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得失总是对应的。从收入方面看，由于新政府有走减债再出发的节约路线，故得费心想方设法如何在尽可能不得罪人或市场的情况下减债。要减债基上有以下方法：提高既有税率、出台新税、举新债还旧债，或变卖国有资产（若有）。
这个财案显示出，新政府是走轻度加税（如汽水税与5年后的房地产盈利税）与使用国有资产，如机场产托与国油的特别股息（300亿令吉）。以大马现阶段的经济状况言，多使用国有资产，包括脱售国有持股应是较明智的做法。因为，在经济放缓的条件下，主流经济学也会主张政府减税与扩大支出来维持经济活力。
只是，由于现况是联邦政府债务已高居不下，若再减税或扩大支出，难免会引起市场不安与主权评级下降之虞。故“使用”国有资产，应是较好的选择，也可达到地尽其利（卖空置地）、物尽其用（善用国有建筑等）与货畅其流（脱售国有股权）的目的。既不加重人民担当，又能活化经济，何乐而不为？这些是个良策。国油也确是个解压器。
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长远来看，还得靠增加税收，才是可持绩之道。从收入方面言，一贯以来，公司税均是政府的最大税源，实施消费税后，消费税成了第二大税源；再其次才是个人所得税。长远来看，只有这3大税源才是可靠与可持续的税源。
就2019财案言，非税收入反而成了最大税源（即预计占总收入2618亿中的856亿），只是这部分的收入中，主要来自油气收入，可油气的国际价格起落不定，很难说是可靠的收入源。若油气价格大跌，就得出台庞大的追加财案。在大马，追加预算案可说是常态，如2018年便追加了71亿。
从支出方面看，2019年依然如往昔一样，行政开支占了偏高的82％，这就削减了发展开支占比。而在行政开支方面，经常性的公务员薪酬如往昔占了最大块，即总支出的26％或行政开支的31％。同理，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也占了总支出的8.4％之高。还本付息，则占了总支出的10.5％。
支出结构没大变化
整体上言，支出结构与前朝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马哈迪希望人民不要太过依赖补贴，可补贴也依然占了约7％，相比2018年的9.5％有所下调。相信越靠近大选年，补贴与援助金应该逐步上升。毕竟，政治福利化，福利政治化，是希盟胜出的一个主因。要保权，便只好继续走福利化路线。
据此而论，除非动用国油的储备金，否则未来几年应会是赤字连连。之所以，这是种结构性赤字，而非周期性赤字。这个结构性赤字难以消除的主因还有，一是经济增长率较有可能从中速转向中低速，进而限制了所得税的占比。除非大幅增加间接税，特别是销售及服务税（SST），否则难大幅增收。
另一点是大马也逐步趋向高龄化社会。
一般来说，高龄化社会的经济活力会较低，而对政府需求则会增加，尤其是医疗支出方面。总的来说，大马会面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其结果便是，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会日趋扩大。
不会有根本性改革
那出路何在？理论上精简化政府机构，以更少的人手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是一条出路，可这是一项经济正确，但政治不正确的选择。此点，可从发达国的先例中一窥究竟。在未发展到极端程度之前，不太可能有根本性改革，如希腊的实例。
大马的情况是，由于国油是个长期的提款机，人民也多认为，补贴是理所当然的应享权利，以至于连老马执政时期，也不敢贸然大砍补贴，遑论其他领导人。更何况，希盟有较强的讨好人民倾向（说得好听是以民为本，说得难听些则是民粹）。这里也涉及了民本对全球化的矛盾。
就经济政策言，未来大马也可能出现日趋激烈的走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论战与路线。这个论战，也应会涉及官联公司的角色定位。2019财案中，财长有提及官联公司有排挤民营企业的不良作用，也重视民企的作用，可老马下台后，官联公司的作用也有可能再被强调。因为，许多马来精英是把官联公司与法定机构视为民族的护身符，民族安全感比经济效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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