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变迁时，除了知识认知和地缘政治现实外，我们也应考量历史的经历。对于一些人来说，回到伊斯兰黄金时代，意味著用武力镇压人民。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意味著创造一个诞生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创新者、作家和诗人的繁盛时代。因此，过去的何种治理模式能激励我们？
马来西亚的历史就包含一些令人惊讶的例子。毫无疑问，我们前现代政治的许多特点是专制的，充满了奴隶制和野蛮的惩罚。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在本身的文化和宗教里，找到民主的根源。
例如1303年的登嘉楼石碑，统治者的权威是置于一个更高权威之下。它要求统治者根据“至高无上的上苍所传授的正确知识”来决策／判决，那些违反者，包括统治阶层人士，都应该被处罚。
社会契约论
在15世纪和16世纪，《诸王起源》（Sulalatus Salatin，也称之为《马来纪年》）一书里就有卢梭所谓的社会契约，当国王桑萨帕尔巴（Sangsapurba）想要娶酋长（Demang Lebar Daun）女儿时，制定了一项协议，国王必须公平的对待酋长家族，而后者必须忠于国王。若国王违反了协议，其将被视为暴君，若是臣民违反协议，则被视为叛君，都将受到“神的严厉惩罚”。
汉都亚的故事经常用来为专制统治辩护：虽然汉都亚被误解被判刑，但是后来他因杀害“叛君”的好友汉惹拔或汉卡杜里（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法），而获得奖赏。在更受欢迎的版本中，汉惹拔是因为汉都亚才反叛苏丹，因此许多人认为汉惹拔是反抗不公正的真正英雄，而不是愚忠于权威的汉都亚。
无论哪种说法，汉都亚的传说掩盖了当时政体的法律：当时马六甲王朝的法律显然领先于其时代。从1656年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马六甲王朝的律法就宣称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为凌驾统治者权力的法律。当时的律法明确定义各项官职角色，如宰相、天猛公和港务官。
违反标准将受惩罚
该法律内更有数项条文是强调财产权、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如财产权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一个人如果第二次偷窃被捕，其可被处死；对荒芜的土地，人们可以通过开拓而拥有它（类似于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
秤重不实或违反标准，将受到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法令也规定有效的交易，必须是买卖双方都是精神健全的成年人，并同意以商定的价格买卖：这些概念都是今天合同法的核心。
当时法令也谈到代理人制度、惩罚虚假陈述、建立法定的退货政策、禁止易货交易。法令内也有条款规定了房屋、土地的买卖、债务交易、破产、投资和信托等事项。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当时的马来王朝，国家承担著保护子民个人权利的责任。
许多类似的条文也在其他马来王朝里出现，同时更发展出新的形式，例如在柔佛州，港主制度提供港主一定的自治权，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在森美兰州，一种古老的传统习俗也打造出独特的管理机制。森美兰的前英国参政司维金森（RJ Wilkinson）在1914年写道：“如果有欧洲学生认为宪政与
亚洲人的思想不相容，他应好好研究米南加保体制，因为这是一个不受外来影响下，真正由马来人创造出来的体制……森美兰的马来人拥护自由，而州最高统治者是一位宪政统治者。”
提供替代方案
此后，也有许多历史学家书写了关于米南加保人传统习俗（adat perpatih）下的民主、分权、母系和个人主义的精神。
今天在马来西亚，就像在全世界许多穆斯林国家一样，政府的结构和领导人的管理，似乎就如世界般把这些历史给遗忘。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穆斯林政治经历的宪法实验和发展时，这些历史确实在许多穆斯林政治人物倾向使用威权统治时，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
实际上，我们有著本身的民主叙述，但专制者并不希望我们会记得这一切。
本文为作者于进步伊斯兰研究机构（IAIS）举办的“穆斯林世界民主变迁”研讨会上的演词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