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总发布了2017上半年大马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概括回收到的329份回复，有45.1％认为情况在恶化，39.8％保持不变及15％认为有增长。对有影响业绩的因素，有39％认为政府政策影响最大，其次为运作成本与原料成本上涨、国内竞争、人力短缺与资金短缺，均各占20％以上。其他如国内政治状况、国外需求下跌、培训不足、缺乏信心、国外竞争、技术劣势等均在20％以下。
其实，近年来每次的调查，均把政府政策列为第一位，可就是没有改进。按理说，政府政策应是有合理合法的促增长作用；只是在大马却是困扰工商界的最大因素，如最低薪资制与变化多端的外劳政策。应该说，当代许多社会与经济政策均是富有争议，而难在经济学界取得共识，以最低薪资制为例，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多认为弊大于利，且是好心作坏事。因为它使最不具竞争力的弱者，更难找到工作。其结果之一便是失业率走高，特别是对缺乏技能与刚入市场的就业者。
加剧不平衡发展
市场派人士多认为，薪资若不是跟生产力挂钩，只会人为地导致通货膨胀，削弱了加薪的作用。此外，若最低薪资是全国一致的话，那么落后地区将更落后，而发展地区则会更发达，进而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之所以，落后地区的竞争力在于薪资较发达地区高，若一致便失去了吸资力。
就国际上言，也是如此。若一国人为地过高提高工资，内外资便会出走，造成就业难，在发达国除了致成高失业率，还致成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后果，也就是雇主倾向暂时工人，而非正式工人。因为短期工人并非正式员工，享受不到公司福利，也没有薪假期或医药福利等。在美国、日本、韩国，便有很大比例的工人是短期工，而非正规的员工。
显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为地设定薪资水平，只能说是政治正确，却未必是经济正确，也就是政治考虑多过经济考虑。就大马来说，由于外劳占比偏高，设定最低薪资就更具争议。在中东的海湾国家与新加坡，就没有最低薪资制，可就是有许多外劳，包括马劳愿意到这些地方谋生。可见重点在经济是否能起来，而不是主观愿望要如何如何。否则全世界就没有穷人了，每个国家均设定使人脱贫的最低薪制。
内企出走情况严重
就外劳政策言，大马的政策是摇摆不定，也令业者无所适从。理论上，当一国出现劳工短缺现象时，薪资便会因供给不足而走高。因此，若限制外劳人数，确能推高薪资；只是这也得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就我国情况来看，这得考虑成本的条件及国际形势，也就是区域化与全球化的趋势。
这十多年来，大国有一个趋势便是内企出走情况严重。不仅是民间，连官联公司也出走，以致这十多来大马对外直接投资多，原因固然复杂，可缺乏劳动力无疑是原因之一。理想地看，大马若能像新加坡、台湾一样，建立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Dual Labor Market）是较好的出路。也就是本国人从事较高增值的经济活动，而让廉价的外劳从事那些本国人较不愿意从事的危险、粗重，被视为不体面的工作。问题是，我国的教育与培训制度，与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要脱节。
一般来说，大马的员工均较缺乏实用的知识与技能，也因此内外资均不愿在大马搞高增值的经济活动，使得大马缺乏体面的就业机会，也使得大马的一般员工得与廉价外劳直接竞争，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既然无法建立有效的二元化劳动力市场，那只好与现实妥协，从现实出发，让多数的本国工人与外劳直接竞争。
从好的方面看，大量廉价外劳的好处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向下而非向上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区域与全球化时代，大量廉价外劳可有助于留住一些企业在本国，同时也可吸引一些劳动力密集的外资来马。
虽然是劳动力密集可也别忘了，即便是一间劳力密集的工厂，也得雇用一定比例的文职人员，如一间百人的工厂也会用到约10位文员人员，增加体面就业机会。其次，这个产业也可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如家具业可带动五金或木业产业，进而繁荣经济；另一点是在一个市场规模不够大的国家，增加的人口也有助于扩大市场规模，为自动化提供基础。因为市场太小，自动化未必划算。
以低生活成本为目标
易言之，人多也有助扩大内需，为企业提供升级的基础，日后人工成本上升后，便可减少对人力的需求。再其次，廉价外劳也有助于压低物价水平，特别是粗重危险工种的工资（通常也是本国人较不愿从事的），进而减低生活成本。
就大马的现况言，由于现阶段的现实是国人普遍缺乏实用的知识与技能，故要升级及可持续的高收入目标，并不实际；与其好高骛远不如从实际出发，把目标设定为低生活成本国。从供给面减少人民的必要支出，如新加坡有约90％的家庭拥有自己的组屋，香港政府也为人民提供大量廉价组屋，这都可大幅减低生活压力。
此外，若取消最低薪资制（实际上也不可能）也可用收入审查制（means tested）来为提供援助金给低收入民众，如一马援助金，让国人可获益。
易言之，目标明确的助贫扶弱政策，比一般的不分贫富或公民与非公民的政策更实际，只是经济理性未必斗得过政治斗争。尽管如此，打造低生活成本国是低得者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