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这几年来，在中国很火红的用语与进程。这里的城镇（Urban），既指市镇（Town），也指城市（City）。通常，城镇化是个自然的形成过程，惟目前中国的城镇则是个有计划的造城运动，也是个旨在解决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间的友好，提高农民收入与扩大内需的策略。
在大马，在1950年代初期，英殖民政府也曾搞了个大规模的造村运动，在几年内，把50多万的殖民（Squatters），（主要是华人）移入到集中营式的400多个新村。当时的造村运动，目的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紧急时期（1948-1960）断绝马共的粮食、药物、情报等的围堵马共的策略。
与此同时，韩战爆发，原产品价格大涨，也助成了这个造村运动。把垦殖民化零为整，不但打击了马共，也加速了以华人为主的现代化，如方便了小学生上学等。
西海岸城镇巫裔崛起
在1971年出台新经济政策（NEP）时，政府不但加速了联邦土地发展计划（Felda），让无地的马来农民集中到垦殖区，也有计划地扩大公共部门与公共企业，以加速马来人的城镇化。这使得1970年代后，大小城镇也普遍地看到马来人，使得西海岸的城镇，不再是华人一枝独秀。
具体地说，在1957年独立时，大马的城镇居民不到20%，到1970年时，也只不过是26.8%，可到了1980与1991年，已个别升到34.2%与50.2%。2000与2010年更进一步升至60%与71%，可以说已达到发达国的水平。中国则在2015年，才达到55%的水平。进入1980年代后期，大马的城镇化已不再靠政府，而主要靠工业化与市场的力量。
之所以，在于1983年后，大马大搞民营化，到1995年，已民营化了210项大项目，也把公务员占劳动力的百分比，从约15%，剧减到约10%，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只是，这个过程，也产生了许多不当的利益输送，使民营化成了私“盈”化（Pocketization）。
1980年代后期的城镇化，也与工业化高度相关。因为，就业为民生之本。要成功启动城镇化，首先得为移入者创造就业机会，有了就业，其他的相关产业与服务业，才会增长起来。这里涉及了经济规模、范围经济、专业分工、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知识同类相聚的聚集作用。城镇化之所以会较农村乡区更具生产力与经济形态与活动更多元化，主因便在于这个化零为整的过程，能产生规模效应与聚集效应。
全球化造成城际竞争
以大马的GDP与就业形态的变化为例，在1970年，农业（林、畜、牧、渔）、矿业、建筑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占比，个别为约29%、14%、4%、14%与36%，可到了2000年，这个别转变为约9%、11%、4%、31%与50%。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的占比大减，而制造业的占比大幅上升。一些新城市如莎阿南，便是靠工业化崛起的新兴城市。
城镇化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也可从其他城镇的兴起中一窥究竟，如吉隆坡、怡保、芙蓉、太平便是靠矿业崛起，而新山、古晋与诗巫则是靠农业崛起；其他如槟城、巴生则是靠贸易崛起。据此，经济活动的兴衰，也决定了城市的兴衰。如在2000年，大马有170个城镇人口为1万人或以上；其中，前20大便占了人口的53.6%。
就城市的规模排名而言，在1991年，怡保位居第二，可到了2000年，怡保已跌到第4名；此外，在1991年，排名第7、第8与第9的哥打峇鲁、瓜拉登嘉楼与乔治市，则个别跌到第15、14与20名。显见，人往高处望，水往低处流，哪儿就业与发迹机会高，哪儿便人气更旺。
在2000年，大马前12名的城市为吉隆坡、新山、巴生、怡保、梳邦再也、八打灵再也、古晋、安邦再也、莎阿南、亚庇、芙蓉与关丹。显示出雪隆是1980年代以来，大马发展最快的地区，新兴城市如梳邦再也、八打灵再也、安邦再也、莎阿南等，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就是规模效应与聚集效应的结果。
近年来，财经界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全球化造成了城际竞争，也就是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比国与国或地区与地区间的竞争更重要。因为，人才、资金、技术、知识、信息均有同类相聚的倾向。集合力越强，便会成为增长极（Growth Pole）；相对的，其他地区则会被“洗劫一空”，也就是流失人才与资金到增长点。人口与人才越集中，基础设施也越有经济效益，如捷运、轻快铁等集中在雪隆而非其他地区，便是因为雪隆有更大的化零为整的整合资源作用。
加剧不平衡的发展
这个两极化作用，自然也会加剧地区间不平衡发展，进而影响到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人口规模不足的地区，不适合搞大规模基建，否则便得亏损经营。据此，也引发了一个论战，那就是，是否把更多资源投入雪隆，也把更多人力与人才资金吸引到雪隆；或是，搞平衡发展。
从政治的角度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马城镇化最高的雪州与槟州，也是反对党执政的州（城镇化个别是91%与90%），而城镇化最低的州吉兰丹（42%），也是反对党执政的州。为何最城镇化与最不城镇化的州，均非执政中央的执政的州，确是个耐人深思的课题。
另外，虽说大马的城镇化在2010年已高达71%，可在222个国会选区中，乡区占了125个，而半城镇与城市则只个别占了54席与43席；其中，马来人在乡区，半城镇与城市的个别议席是78、27与14，而华人则是2、12与16席。总的来说，马来人已是城居多过乡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