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中小企业雇主还是大学毕业生，都不是导致今日移工问题的根源。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没有善用资源，把钱花在刀口上。国家发展政策必须彻底的改变。
当联邦政府宣布将会“进口”150万孟加拉籍移工（外劳）时，所有人都在生气抱怨。引进移工不是新鲜事，为什么在1990年代，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大量引进印尼籍移工时，不见大家激烈反对？
1990年时，我国经济还算强健，尽管存在结构性问题，但不影响整体经济表现。今时今日的马来西亚，生产成本无法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竞争，也不如越南。这也意味著，大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制造业黄金年代。
大马错过了提升制造业生产力最好的机会，没有把我们的劳动生产线从劳力密集推向科技与加值导向。
我们处在一个向下竞争的恶性竞争中，许多印尼人早就没兴趣到马来西亚来工作。政府别无他法，只好到其他国家寻找更廉价的劳力。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有可能脱离这个薪资低、移工技术低的恶性循环吗？
逝去的黄金岁月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1997年金融风暴以前的黄金年代，去了解究竟是在哪一个发展环节做错了决定。
90年代，马来西亚是吸引诸多外资流入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吉隆坡股票交易所可是东南亚最忙碌的股票市场。从公司总裁、退休人士到家庭主妇，每个人都高谈阔论股票行情。在国家石油公司丰富资源的支持下，马哈迪展开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私有化以及工业政策。
马哈迪推广“向东学习”，也的确花了一大笔钱发展汽车工业与重工业，但产品却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事实是，我们从日本、南韩学了一堆技术，却没有学到最重要的工业政策精髓，他们的“出口纪律”（exportdiscipline）。
出口纪律可以说是南韩或日本工业政策成功的根本，严格的出口纪律，让他们发展出今日丝毫不输西方国家的强健制造业、工业。日本与南韩政府惩罚没有达到出口目标的大企业，政府限制银行借贷、收购或整并来淘汰没有竞争力的公司。可是，在马来西亚不是这么一回事。
国产车公司普腾不在乎汽车配备是否追得上全球市场标准，反正马来西亚人“愿意”用高于市场价格的价钱购买，问题就解决了。最后，普腾依然无法在国际上立足、柏华惹钢铁失败了，我们的扶植工业政策失败了，但都没关系，再交给国油公司“买单”。
对一般百姓来说，只要不是直接从我们口袋里拿走的钱，许多人也都不在乎。
我们的钱去了哪？
大马人的保守金钱观念与工业化带来的新财富底下，银行存款率极高，还有流入大马的外资，可说资金充足。但是，我们没有把钱用在提高生产力的工业政策与研发上。
我们大可责怪企业不要提高工资，宁愿压低工资请移工。但背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厂商没有足够资本提升技术链，二是宁可把钱丢进投机炒作，赚取高速回酬。
在正常健康的工业环境下，厂商若要提升技术自动化，减少依赖人力，可动用企业资金购买机器，或向银行借钱。但是，银行对工业借贷项目根本没兴趣。
由于缺乏“出口纪律”，企业不愿把钱花在自动化、提升生产力，反而加入炒股、炒房的行列。短期内，他们可能赚取比投资生产技术更高的回酬。这就是1990年代股票市场狂飙的真相，而近期的房地产市场狂飙也如出一辙。
事实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一年，我国商业银行借给采矿、农业、制造业、天然气与水供基本设施领域工业借贷，只占整体借贷额的25%；20年后的2015年，借给这些发展项目的款项更是落到11.73%。
在炒房最高峰的2013与2014年，工业借贷只占整体借贷额的8.88%与9.09%。所以，我们的钱去了哪里？
一部分去了我们亚洲版本的“美国梦”，每个人都想要有一栋房子；部分在联邦政府的财务金融政策中消失，部分去了汽车进口执照（AP）持有人与朋党的口袋，我们的钱主要都花在房子与车子上。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的20年，房屋与汽车贷款一直都占整体借贷的50%至60%。
在极端对照下，南韩政府在发展工业初期，甚至不准国民出国旅游，银行不能借钱给任何投机炒作，或没有实际经济生产效益的项目。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当没有金钱流进实际生产的领域，研发项目不是少得可怜，就是根本不存在。因此，大马的工业留在底层生产链，劳力密集、薄利、技术低。所以继续靠著剥削廉价劳工苟延残喘。
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根本对低薪工作毫无兴趣，当薪水低到无法偿还高教贷学金时，他们选择到国外寻找就业机会，或者兼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所谓的工作操守或忠诚度可言，大家不断寻找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水。
许多中小型企业雇主，也是政府失败政策底下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取得贷款提升技术，我总是接到选民询问，他们想知道如何向银行借贷。商业银行对协助本地工商业一点兴趣都没有，宁可把钱丢进房地产与消费借贷。
为何如此？因为大马的本土产业并非科技导向，政府也没有协助研发与出口，就连我们的基础工业——重工业都失败收场，要政府来收烂摊子。
归根究底，150万移工问题与种族或肤色一点关系都没有，问题出在马来西亚经济。我们必须停止相互指责同是国家工业政策失败底下的受害者，不论中小企业雇主还是大学毕业生，都不是导致今日移工问题的根源。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没有善用资源，把钱花在刀口上。国家发展政策必须彻底的改变，我们才有可能脱离向下竞争的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