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年度预算案出台，各方热议不休。华小拨款巨幅削减，本已令人议论纷纷，更何况如今发现钱不到位，拨款被挪作他用。朝中的华裔部长能否拨乱反正，固然是一项政治考验，但这更暴露出现有机制的弊弱。
相关的部门领导，对此绝对需要有个清晰的交代。若还是冥顽不灵，忽悠如故，像一贯对待总稽查师的年度报告般，任何虚支冒领的失当，都一概大而化之，最后通通让其列入永不见天日的悬案。
2009年，时任交通部部长的我，继公布巴生港口自贸区PKFZ弊案的初步独立调查报告后，复用两个月的时间将这份由Price Water House Coopers会计公司经过调研所提出的20项疑点，逐项深入侦查。其间，部门与政党，由我开始，严拒介入干预侦调。
待这份真正的查弊“戏肉”完成，并遵嘱移交给纳吉首相本人，以及检调单位，我原以为多月来劳师动众的查弊功夫没有白费；以为首相当时另委内阁秘书长接掌此案，乃检调工作的新一章，殊不知及后事情的发展，却是标志著该案的无疾而终。
我旋即被撤职后，只能以后座议员的身份，针对这PKFZ议题提出跟进式的质询。惟奇怪的是，所有相关的提问，均一概以“可能妨碍司法独立”为由，悉数被议长驳回，无需由交通部回答。其时，继任的交通部新部长早已迫不及待地宣布中止了该项弊案的调查。而议长的裁决，于我而言，煞是深具讽刺的。
1MDB涉弊疑案处理
毕竟，以我曾任国会副议长十年之久的阅历经验，这种理由诚然是匪夷所思的。我提问的焦点是内阁秘书长领导的“高级权阶PKFZ专案组”（High powered panel）的权责与工作进度，根本与我被涉弊方起诉诽谤的案件，毫无关联。
回到眼前，目睹近几个月来，官立1MDB（一马发展公司）涉弊疑案的处理，从查弊大小官员的相继撤调，而至检调单位所表现的和稀泥；由检调大员高调的要查惩泄弊，而至他们劝勉国人举报弊案也得循正道的连串演变，我总算得到了迟来的省悟。
回首当时整个查弊过程的铺陈，直至后来几经舌战，终获纳吉内阁首肯，让我公布独立调查的初步报告，纵观全程，到底有哪一环节我不按正道行事，但结果是公义伸张了吗？窃国的国贼查办了吗？
可悲的是，几经当局的刻意“忽悠”，迄今连个基本的交代说法也没有。
敢情纳吉首相当年早已看准此案成不了气候。难怪他当时会说：“国人是善忘的”。后来事实证明也果真是如此。
而今，他和他的智囊幕僚们会否如法泡制，为连月来困扰他的1MDB案解套，研判终归仅只是研判，可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相似环节是：
查弊动机何在
纳吉政权对惩处体制内疑弊的外泄，似乎看得比揪出弊案祸首还要迫切。一如当年当我告知他务须要彻查PKFZ（巴生港口自贸区）弊案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及一众巫统部长的立时反应，竟是我主张查弊的动机何在？而不是要调查有关弊案的真伪！
敢情党国领导因应查弊的是非标准已沦落至此，若还期待有关政权会以价值导向来治国，那毕竟是近乎痴心妄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