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将于今日（2015年5月21日），向国会提呈《第十一大马计划》。这是马来西亚达致所谓“先进国”之前，最后的一个五年计划。是项五年计划堪称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文件，按理它的发布应该引起媒体和国人的密切关注。然而眼下的反应却是异常冷淡，有关计划仿佛无可无不可。
或许，我国舆论已经被“一马发展公司”、“消费税”及“伊斯兰刑法”等这类引起强烈争论的议题所充斥，因此分散了民众的视线；然而民众对《第十一大马计划》不感兴趣，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计划与民生脱节，甚至毫不相干。
本文就以下五点，来说明《第十大马计划》和《第十一大马计划》为何无关紧要。第一，它不具备新的思维。《第十大马计划》是在“新经济模式”出台三个月后，即2010年6月被提呈到国会。当然，所谓的“新经济模式”今天已不复存在。这两份文件的目的显然是互相矛盾的：《第十大马计划》是要维持旧框架，而“新经济模式”则是欲透过新思维引领国家前进。
实际上，《第十大马计划》应采纳“新经济模式”的新思维，以维持其一致性和连贯性，就不至于造成今天的局面：“新经济模式”已死，而《第十大马计划》则沦为无关痛痒。
第二，所谓“纳吉经济学”（Najibnomics）就是意味著创建许多目标相互矛盾的新机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其实截至《第九大马计划》，向来都是由首相署“经济策划组”（EPU）带头执行。我虽不认同把权力集中在“经济策划组”的做法，然而，纳吉在其《第十大马计划》所提出的其替代方案却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由私人顾问外包
纳吉所开设的新机构多不胜数，信手拈来就有首相署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人才机构（Talent Corp）、土著议程领导单位（Teraju）和首相署私营化委员会（UKAS)等，无不在跟“经济策划单位”竞争影响力。
其中，Pemandu获得超大预算来落实许多以字母简称来命名的机构，诸如国家关键成效领域减低罪案（NKRA）和国家关键经济领域（NKEA）。
第三，整个构思由私人顾问外包，这是不民主的做法。开设了这么多新机构之后，人们大概认为政府会善用其内部专才，提呈一份更具意义的文件，同时让部长、公务员、州政府、在野党和民众有机会献计献策。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联邦政府就是不肯动脑筋。
如今，政府文件包括《大马计划》，都是经由大型国际顾问公司天马行空撰写，极少与政府部门或州政府协商。在野党和广大民众的意见更是大大被忽略。
第四，集中在首相署的“特别拨款”。
打从十年前开始，“发展拨款”在年度预算案所占之比例，相对于“行政拨款”可谓日益式微。在总数2640亿令吉的2015年度预算案当中，有81%归“行政拨款”，而“发展拨款”只获得19%或500亿令吉。
这个五年计划乃是透过年度预算案的“发展拨款”来落实的。
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发展拨款”在2015年度预算案比例已经如此微薄，这笔500亿令吉拨款的其中四分之一，还得账首相署的“特别拨款”（Discretionary Allocation），作为首相自由支配的“小金库”，我将此喻为“近乎收买基金”（slush funds to be）。
第五，这所谓的五年计划乃是历史的遗物。
所谓“五年计划”，最早是由苏联时代的斯大林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到了1960年代，当计划经济或其变体几乎统治世界时，它就成为共同的规划工具。
然而，眼下全球经济动荡，这五年计划显然已经不管用了。例如，燃油价格在一年前处于高峰期，但到了2014年10月油价已经大幅减半。
在《第十大马计划》，有人试图用“转动计划”（Rolling Plan）来解困。不过，这个“转动计划”最终被废止，因为它似乎只是巧立名目，来避开国会对《大马计划》、中期检讨等的监督。至于有关各州拨款的资讯，也被封锁在《第十大马计划》的“转动计划”当中。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民联自2008年以来赢得数州政权，而联邦政府却不愿注入资源，因此干脆不提供有关资讯，以图掩盖国阵联邦政府对各州待遇不平等的真相。
最后，对于大马人民，我们不外乎希望联邦政府尊重我们在发展计划所应享有的民主权利，为全民打造更好的经济前景。
我也借此重申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的呼吁，即这份《第十一大马计划》文件应该马上发布，并且让民众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辩论和商讨。我亦认为没有必要在国会匆忙通过这项计划，反之应该成立一个由国阵和民联组成的“两党专责委员会”，巡回全国举办听证会，收集人民的意见和观点，以解决《第十大马计划》的缺陷，避免在《第十一大马计划》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