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届全国大选已过数星期，然而其余波仍旧激荡于我国的社会。一场场万人集会试图为大选保温，民众也乐得参与以积累社运彩光。希望越大失望亦大，激情退却后，无法成功促成历史性的政党轮替，让公民社会顿时陷入一阵茫然。
选前，公民社会大肆动员，盼望借此终结统治我国50余年的巫统霸权。各组织积极串联，号召各路人马无条件联署支持民联，集合力量愿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事与愿违，选举成绩非预期理想。面对旧有的威权政府，我国的公民社会前路该如何走下去？也许公民社会组织应适时搁下五味杂陈的情绪，冷静与认真的思考以应对前方来临的挑战。
公民社会是以共同的理念、目的、价值与利益的集体行动，是独立于国家与家庭的公共空间。换言之，公民社会组织常依据理念与议题发声，如：绿色盛会（反对莱纳斯稀土厂）、边佳兰自治会（反对国光石化工业）与净选盟（要求选举改革）等。每个组织目标相对清晰，这有利于组织群众与群众动员。
此次大选成绩无疑对公民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选后至今许多组织仍未收拾心情再出发，以致在回应社会课题时过于迟缓，逐渐被政党的声音给取代。社会议题应由独立与无利益关系的公民社会组织所领导，过度依赖政治人物将不利于社会运动的拓展。经历一段冷静期后，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应该再度回归议题主流，切勿让政治人物垄断话语权。
国阵以乡区包围城市的策略胜选，民联因无法笼络乡区选票饮恨。因而不乏非政府组织应动员下乡服务的建议，组织郊区群众，为来届大选做准备。但，以选举为目去组织社区，于各地设立党部扩政党影响力本是政党的本分，何以现在却变成了非政府组织的首要任务？
民联竞选策略失误，长期忽略郊区居民的选前组织工作，导致巫统势力得以在其基本盘上向外扩张，虽赢得多数选票却仍在民主制度下败阵。据此，民联应当理性分析与自我检讨，制定策略扎实的在郊区耕耘，以便来日能与巫统争长短。反观公民社会组织拥有各自的定位，实不该放弃最初成立之原意，为了影响郊区选票取向而甘心成为政党的马前卒，不问分毫一头热投身与其创立宗旨不符的社区服务中。这不仅对组织的公信力与自主性构成伤害，也是过度宠溺我国的在野党。
缺乏专业与创意
当然，公民社会与政党本就该有一定的互动，然而公民组织却非必然成为政党外围，服从政党命令和以政党利益优先。倘若公民组织与政党关注点相符，组成策略性联盟相互合作乃无可厚非，正常不过的事。社区营造类组织与政党可借助彼此的资源，各司其职在社区举办各类型活动，倡议民主理念与组织社区，以近距离接触打破国阵在媒体上的优势，使郊区社群不再屈服于国阵威迫利诱的手法。
公民社会的强大仰赖其所涵盖的各类非政府组织的能力。我国民间社会近来风起云涌，人民对于集会的恐惧感已被打破，举办万人集会游行似乎已非难事。这是值得鼓励的现象，即显示出我国民主化已向前迈开了一步。然而，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否并不能单以集会出席人数简单等同，集会次数也非公民社会成熟度的指标。诚如阿拉伯之春上百万人上街示威，当专制政权被推翻后却仍不见公民意识的抬头与民主的巩固。
综观而言，我国公民社会组织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仍不如其他东南亚邻国，如：菲律宾、印尼与泰国。缺乏理论基础、创意性、组织能力与专业性是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的通病，中文圈子尤是如此。在我国各报与新闻网站鲜少见到论点上的交锋，有的只是面子书上所充斥的“情感抒发”。倘若社会运动缺乏理论基础与论述的建立，则无法有效地号召群众与回应执政者的谬论，其效用往往事倍功半。
此外，缺乏专业性与创意性促使公民社会组织难以与政府在政策上博弈。捍卫苏丹街运动要求捷运改道却无法为当地社区勾勒出一个社区发展的替代蓝图，拒绝《教育大蓝图》的同时却无法明确提出解决我国教育弊端的可行方案，抑或抗议贫富差距扩大国家财富分配不均却缺乏制定以社会公义为基础的财富分配政策。当我们一再要求政府透明化与下放权力，却不积极提升公民社会组织的专业知识，只怕再多的政策交流会与咨询会议，专业性不及政府行政官僚的公民团体，并不能真正的与政府有效对话与协商。公民社会具有监督政府施政与提供政策咨询的责任，倡议型非政府组织（advocacy NGOs）除了进行行动施压，更应扮演观念领航的角色。
简言之，政党政治与公民社会虽有密切关系，然而两者拥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前者以权力为导向，后者则是全民权利的守护者。大选期间两者因共同目标而组成策略性联盟，选后公民社会组织须回归其原来的社会角色；监督（国、州）政府施政、维护社会公益并在社会课题上发声。若郊区的组织工作非其组织定位则大可留给政党操心，来届大选部署也不该是公民社会的关注点，反之组织应该时刻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组织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与组织能力。虽然我国要做到“政党是公民社会的工具，公民社会非政党工具”尚有些距离，但却并非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