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追念了英年早逝的恩师——曾瑞龙教授，不料今月初又迎来了我生命中另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陈学霖教授的两周年忌辰。
2011年6月3日的早上，开启电脑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讯息，就是梁伟基兄告诉我，陈学霖教授在美国逝世了。当时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立刻查看电邮信箱，赫然发现了陈教授哲嗣——以荦先生寄来的电邮，说到老师已于6月1日在家中与世长辞。阅后只感茫然不知所措，脑中一片空白。稍稍定下神来，想起了老师的样子，我已泪凝于眶！在中午回校的路上，看到校园的景物，勾起了我对老师于2008年来访的回忆。景物依旧，哲人已逝，不禁怆然！
对学术界来说，陈教授在中国史研究的造诣与贡献，早有公论，是无容置疑的。对于作为学生的我来说，他是一位无可替代的导师。在我的学术成长路上，如果没有他的指引、帮助、支持和鼓励，根本就没可能走下去。回想起来，老师问学已逾一纪，有关回忆很多。我只能以学生的角度，谈谈从先师所承受的恩德，以表追思之意。
老师平易近人
初识陈教授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念本科的日子。最初与老师接触不多，只知道这位身材高大的系主任是著名学者。虽然选修了他的《史记》课，但也不敢主动跟他说话。后来，因为在新亚历史系会的活动上接触多了，才发现老师平易近人，不拘小节，且颇为风趣幽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后，我的学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北朝胡化与汉化问题，正巧是老师年轻时在香港大学研究的课题，因而引起了他的兴趣，承他不弃，审阅了我的论文。
当我转到硕士班上时，与老师在课上和课余的接触也频繁起来了。记得每次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课前，我都会先到他的办公室，为他把课堂上需要用的书带到教室去。在这门课上，我受益匪浅。来了美国以后，在“汉学研究方法”的课上大派用场。后来陈教授来访，我的美国导师还询问他是否还有当年讲义可供参考呢！
我在念硕士时，承蒙老师的多方指点，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书评。自此以后，在我工作的时期，以及来美深造以后，我所发表的论文和书评，几乎每一篇在送审以前，都先请老师批评指正。老师以研究宋金元明史名世，而我的兴趣则在秦汉六朝隋唐，可以说是“教外别传”，但他每次仍非常耐心细致地为我批改文章。当他回美国以后，有时看到一些他认为我会感到兴趣或跟我的研究相关的材料，还会复印并邮寄给我。
在我硕士毕业后工作的几年间，适逢老师从中大历史系荣退回美。那几年，我们一直透过电邮联系。他除了批阅我的论文外，还很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他每次回港，我们都有机会见面，或茶聚、或午膳、或晚饭，我就趁机多所请益。老师同时也鼓励我到美国深造，并为我作出筹划。
趁机多所请益
在美国念书，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道分水岭。在申请赴美事上，得到众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陈教授更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我铭感他提携之恩。在那漫长的申请过程中，我有困惑、沮丧和徬徨的时候，老师虽然身在美国，总透过电邮和电话来开解我、鼓励我，为我指示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为我审视申请学校名单、写推荐信、修改计划书和相关申请材料。可以说，在申请的事上，他每一步都参与其中。后来，当我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东亚系录取的当天，我给他打电话报告，他当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听到他欢愉的声音，我当时感到非常温暖！
2008年，我到了美国以后，因为一个人在异地，老师对我的学业与生活多所关心。当年十二月初，老师应宾大东亚研究中心邀请来演讲，他的英文专著《Legends of the Building of Old Peking》的研究成果。事前，老师著我制作一电子简报于他的演讲时播放。当时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演讲时利用电子简报。老师在费城的三天，我得以随侍在侧。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在老师下榻的酒店聊天，竟然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面谈。
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还为学生操心。我在2011年初撰写博士论文计划书时，他给我进行审阅，并给予意见。对于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人选，他亦非常关心。我最后一次跟他的电邮联系，是在4月中旬。当时我完成了一篇英文书评，请他斧正。他最初回复说因为眼睛有毛病，需要休养数天才可看文章。岂料，过了一天，他就跟我说，因为用了新的眼药水，效果不错，所以便把文稿阅毕，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修改。当时他还说，如有问题，可以给他再改。我当时就想著他眼睛的情况，不敢再多打扰；又知道他五月要出游，所以当时就想待他回美之后再作联系。我还想趁著暑假的机会，可能到西岸一趟，届时顺道到西雅图探望他。结果，却跟老师是天人相隔了！
老师立下了学术成就的丰碑，为后学指明了路向。他虽是著名学者，但从不摆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对学生关怀备至，在他主要研究范围以外的学生如我，他亦一视同仁，鼎力襄助。他的学术成就固然是我们追求对象，而他那广阔的胸襟更值得我们学习。每念及此，我总想到以“上善若水”来形容他的海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