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香港反国民教育科事件成为全球华人的重要焦点之一。9月7日，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前夕，约12万港民包围政府总部，要求香港政府撤回规定所有中小学3年内必须实施的国民教育科。
在万众期待下，香港特首梁振英8日做出重大让步，宣布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及如何实施，同时还取消3年后必须实施的期限。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2003年港府，因50万港人上街示威而搁置涉嫌限制言论自由的基本法23条立法后，再次受大规模影响而撤回争议施政。当然，梁振英的决定也马上引起大批回响，许多民众坚持抗议，因为目前的结论不但没完全撤回国民教育科，政府还有可能将用更隐密的手法逼学校实施。
其实这场人民与政府(香港？北京？)的抗争已长达一年多，并随著今夏的尾声，在开学之际引发前所未有的爆发，划下整个反国育运动的高峰。从国际学者的联署到大学生的集体罢课；穿黑衣的“反洗脑”示威到至今仍选择绝食的民众，这一系列的抗议中，唯建立于2011年的“学民思潮”(Scholarism)学生组织，凝聚了最壮观的学生义工人气。面对这一波波的激昂民意，政府先在8月22日成立“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并邀请了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加入该委员会。
然而学民思潮早已申明拒绝参加并要求政府解散该委员会，撤回国民教育科。一群精神科医师在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前两天，也发行了一篇反国民教育科联署信，当中一样明确地提出该委员会瓦解的必要性。
港民的不满随著时间累积，但这中间最受争议的导火线，莫过于今年3月由香港教育局资助、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手册的部分内容被指出与港民认知差异太大，因此被批评为洗脑教育，甚至破坏未来主人翁的独立思考及自主能力。
抗议的对象是谁？
笔者认为，这些对手册及国育科的自由主义论述及批判，只是表面的声音，其中隐藏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形态，牵扯到谢伟杰博士两个星期前在〈想像的过去〉文章中，所提到的国族主义及人们对政治共同体的期望及想像。从历史的角度看来，香港这个地方所提供的文化政治想像空间，更是涵盖了层层及种种的“后殖民”成分。
香港市民在这一系列的反国民教育运动里，发泄的对象其实比我们想像的模糊。这场人民与政府的斗争，双方的定义都有待加强。港民抗议的对象，到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政府？
这种区分有何意义？对谁有帮助？象征著哪种意识型态的延伸？这些疑问都环绕在这一年多来港民示威里，所谓“政府”的模糊区分。再来把焦点带到“人民”上，也许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在这次反国民教育科事件里，“人民”指的无庸置疑就是香港公民。但笔者想企图引用跟台湾的对照，重新扩充该定义的可能性。
港台的“后殖民”共鸣
在〈想像的过去〉文章中，谢博士提到自己的背景，因为生于英制香港，他的成长过程经历了1997年的“回归”，见证香港从一片殖民地转变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些让谢博士在分析香港人在大中华文化里的自我身份认同时，格外的敏锐，并对当下港人想像过去的典范有所焦虑。
有趣的是，这种心态，对于出身在台湾的笔者，引起了独特的共鸣。21世纪的开端也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转捩点。2000年台湾脱离国民党政府的体制，正式在全球华人的眼中，迈出民主的一大步，为自己的国家创下新的历史一页。当然，这样的转变，不但没有解决长期以来的国民身份认知问题，反而制造出更多的二元立场。台湾人还是不是中华民国公民？台湾人追求独立还是统一？要蓝或绿的政权？类似这种双党派政治结构（bi-party system），已是众多政治学家对美国社会所专注的问题。或许正因如此，我们还可以再问，在备受中西日3种文化影响的历史脉络里，台湾到底偏美或靠中？
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可以套回在香港的例子上。或许香港在97的边际可以被考虑为回归给中华民国政府，但当时及后来的讨论（不管是法律形式上的争著或是饭后茶余的谈话），大部分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打转。这显示了香港的“后殖民”特征，不只融合了大英帝国的过去（如同台湾的后殖民现代性为日本帝国史的反响），并还隐约透漏著新中国帝国主义的足迹，仿佛跟随中国西北边长期以来历史、政治及文化争议的脚步。回顾近期港民对国民教育科的抗议，跟政府所斗争的“人民”，代表的主体对象一样模糊，是香港人，台湾人，还是全球各地在9月7日当天穿上黑色衣服的华人？难怪笔者的台湾友人，一个比一个更关注这次香港国民教育科事件。
这种当今横跨中国边缘地区的历史性呼应，正意味著笔者所称的“华语语系文化政治”，英文翻译为Sinophone cultural politics。这是延伸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史书美，在她的著作《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中，所提出的华语语系（Sinophone）概念。运用在文学上，华语语系文学包含了，通常不被归类为传统中国文学的马华、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在地作品。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或思维模式，华语语系文化政治让香港跟台湾的种种比较，跳脱传统汉学的视野。也许这些角落所面临的国民身份等问题，挑战或认同的对象都跟中国大陆脱离不了关系，但华语语系的跨国主义特征，提供一个空前的想像平台，在一种横跨亚洲的政治共同体规模下，重新定义中国中心以外或边缘地带的“异中国”(或“非汉文”)华语语系文化层次。
这些新的可能性环绕在语言上面的限制，留给下一次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