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成的。最近读了李光耀的新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以下简称《双语》），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这位在上世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晚年的岁月依然笔耕不辍地写下《双语》，可见语言问题是他政治生涯的重中之重。晚年回忆起这个艰辛的语言改造工程，李光耀不免老来怀慰，欲借此书来钦定这段历史，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这一次，李光耀又在说什么了？书名标明是“新加坡双语之路”，指意很明白，却又加了一句“我一生的挑战”，“我”才是全书的核心；但这还不够， 上头还特别加了大大的“李光耀”三字──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新加坡今天的语言教育，全因李某一人之力。说得直接点，决定今天新加坡人该讲什么话的，全都因 为李某人。
这便是全书所要说的，一个语言决策者“我”的胜利话语。这样的书名（再配合封面上睥睨的肖像），带出了一个踌躇滿志又盼顾自雄的模样。当然，从另一面来看，也可说这个书名折射出的是一个权力傲慢者的形象。
所有成果尽往自身上独揽
李光耀的书都有这个特点，例如十多年前他个人的回忆录，就说成是“新加坡的故事”。读这本新作《双语》，比起前书更能感受到“我”的笼罩与支配无所不在。全书严然是以一个家长口吻的施惠者来说话的，例如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我要求马来亚大学开设大学先修班让华校毕业生攻读，我让政府部门录取南大毕业生的人数，超过马大生。我提供奖学金给优秀华校毕业生到新大和外国深造，我给优秀南大毕业生奖学金到外国读研究院。”（页62）
这段文字是非常典型的“李光耀体”──“我要求”、“我让”、“我提供”、“我给”……我我我我，连下四个“我”字，一口气读下，可强烈感受到李氏的自我极大化，直叫人透不过气来。
李光耀是最高的裁决者，又是成功的政治人物，他当然有资格这样说，也有条件这样自我高估，甚至自我吹捧。但读者必须意识到，这样的自我高估睥睨一 切，其结果必然是看不到周遭的其他人，低估了别人的智慧，甚至蒙蔽了事实的复杂性，到最后便不自觉地把所有成果尽往自身上独揽。例如再看下面这段文字：
“（1963年）为了要铺平（新马）合并的道路，我劝新加坡人民接受马来语为国语。”（页39）
看，又是“我劝导”的大家长口吻。李氏或确是有“劝”过，出过一些力，这是事实；但事实的另一面，从二次战结束到整个五十年代，新加坡的华校生以及 左翼早就有推动马来语作为国语的热潮了，这是当时反殖运动的部分内容。没有了这个历史背景，国语就能靠李某人“劝”出来吗？如此“理直气壮”地将历史趋势 和群众运动的成果归之于余一人，显然是过度自以为是地把“我”放在历史的中心的结果。
明白了上面这个例子，便能明白《双语》全部问题的所在。读者在读《双语》时须此有自觉，才不会迷失在“我”的论述霸权中。
“希望学生学华文不流泪”
书写也是一种权力的表现。这是一部以胜利者姿态写成的书，一个胜利者以自我中心来衡量世界的故事。书中展现的是语言改造的成功故事，笔法是很李光耀 的－－凡事都化作清楚而严酷的管理数据，朝著明确的步骤与目标前进，例如华校生英文水平提升的数据证明，特选学校精英学生的增长数据等等。
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语言政策（注意，不是双语政策）的成功，全民以第一语言的英文作沟通，一连串的成功数据等等，这些都无可挑剔。然而，这“成功”之 外是什么一回事？或者说，在这样强势的“论述正确”下，多少故事被删去了？多少因果被颠倒了？多少的是非被混淆？又有多少的成果被骑劫？
读《双语》，让我们强烈感受，整个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其实是贯彻了李光耀坚强的意志力，以及他一生的对语言的看法。
换句话说，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基本上是依照李氏个人学习语言的经验为参照的。看李氏在一开头就这样说：“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家庭、学校、留洋，甚至日 据时代学习语文和应用语文的痛苦经验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记忆除了让我直到现在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华语，也影响了我治国的语文政和对学习语 文的看法和态度。”（页18）
这段告白是很清楚的。这点本来不关紧要，然而问题就在于－－李光耀并不是语言教育专家，而且，他更不能算是成功的华语学习者（这点很重要）。然而， 这种个人学习华语的痛苦经验和负面印象，却成了新加坡近半世纪来语言改造工程主要的参考基数，甚至还成了学习华语的典范。OMG！结果就是今天所看到的 （也是李氏所要的）新加坡语言生态的局面。一切的好坏成败，一切的悲喜荣辱，全都在这里面了。
我们不会怀疑李光耀学习华语的热忱，也不会质疑他政府里的语言教育家的专业。但是当李氏苦口婆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学华文‘不流泪’，不像 我学华文走是一条坎坷的道路时”（页215）时，我们就知道这是根据什么经验和概念来教学华文的了；当“讲华语运动”搞了30多年，却有越多的华裔小孩的 母语变成英语时，我们就知道所谓的“双语教育”是如何出问题了。然而，在李氏论述里，双语政策是成功的。而且，因为他的苦口婆心，劝导国人学华语，他反倒 成为华语的救星，成了华文教育的大功臣了。
学华文须要那么“坎坷”吗？是谁将它弄得“流泪”了？且让我们跳出李氏的思考框框和自我霸权，看看六十年代以前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人文化荟萃之地，就会知道那些“成功”是何等的荒唐。这个历史大是大非的问题，就留到下期再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