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中国外长王毅访问马来西亚，会见了马来西亚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和外长赛夫丁，双方同意继续深化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笔者以为，同为新兴经济体的中马两国可在经济发展方面加强经验交流，这也是两国合作共赢的重要方式。
中马都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均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于2007年正式提出的概念，指一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长期滞留在该阶段的状态。
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1890美元，大马为10930美元。同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基准线为12696美元，中马分别达到基准线的93.7%和86.1%，均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但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何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不出现倒退？对此，中马都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中马都形成了更多从制造业而非大宗商品类原材料获取增长动能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是由于高度依赖油气出口，在外部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剧变后，俄罗斯很快从高收入国家变回了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大宗商品类原材料，制造业更能延长产业链，并增强经济内循环和抗风险能力。
1995-2021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大起大落：高盛公司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在此期间从2700飙升至10000以上，随后又急剧下跌至不足3000点，几乎回到原点。但是，中马经济并未出现同样的“过山车”行情，而是分别维持了年均8.7%和4.6%的中高速增长。这说明中马经济不易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2021年，制造业占两国经济比重分别为27%和22%，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7%），也高于日本（20%）、德国（18%）等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发达经济体。
中国的科技创新表现明显优于大马，从而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更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形成制造业驱动模式后，后发国家还需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无法在科技创新上与发达工业国竞争，正是许多后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中国不但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还大幅提升了研发投入强度，从不足0.6%增至2.4%，已超越欧盟平均水平，而大马仅从0.3%提升至1.2%。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高效调集资源，对半导体、航空航天等关键核心领域进行重点攻关。2020年，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力指数（CIP）排名中，中国位列全球第2，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中，中国位列全球第14，甚至高于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工业国。大马仅位列第21和第33位。
不过，中国正遭遇美国和西方组建的“供应链联盟”围堵，其面临的外部战略压力远大于大马，这也增加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大马对政府债务的控制则好于中国，从而能更有效地规避潜在系统性风险对居民收入增长的破坏，毕竟债务泡沫破裂会引发连锁反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过去10年，大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52%升至69%，中国则从34%膨胀到73%。如今，中国一边消化14年前“4万亿”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一边忙于应对新债务。随著之前各地基建和房地产的过快扩张，加上疫情以来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领域的补贴压力，中央和地方财政全线吃紧，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疫情也重创了大马的服务业，而当前美联储的加息周期更是加剧了大马的资金外流压力。为减轻债务负担，大马政府一度暂停甚至取消了东海岸铁路、新马高铁等大型基建项目。对中国而言，虽不宜一刀切地暂停正在推进的“新基建”，但至少应从规划立项的源头上排除无序扩建的房地产项目，或通过房产税等调节手段降低杠杆，有效规制某些地方政府的短视性、投机性行为，才不至于大量产生损耗居民财富的”烂尾楼”。
此外，在收入分配公平性上，大马也略胜一筹。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显示，2021年中国最富10%人口占有41.7%的国民总收入，大马是40.3%。更需警惕的是，中国是从1990年的30.9%升至今天的41.7%，同期大马则从46.3%跌至40.3%。收入分配失衡将抑制广大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和富人对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动机，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制造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又一障碍。
成为高收入国家是中马共有的发展目标。中马两国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进程，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在发展问题上具有可比性。学习彼此的成功经验，洞察彼此的问题和短板，互相取长补短，方能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