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也许除了东亚（特别是提倡宗教融合的中国）人们不是那么享有宗教自由。当时虽说一些君权和神权国家之中并非无宗教少数，但其人往往无法享有同等的“国民”地位，比如欧洲的犹太人，即便可以保留犹太信仰，但往往受到歧视，一旦遇到动乱还经常沦为替罪羔羊。
尤其在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之中，即便容许异教徒存在，但其人的遭遇可谓相当严苛，乃至动辄被视为公开或潜在的“外人”、“内奸”、“叛徒”之类。平安无事时期固然受尽排挤、隔离、拘束，一旦局势紧张、冲突爆发，异教徒可能还会被当作内在威胁而惨遭直接扫荡，包括囚禁、驱逐，甚至屠杀。
所以，不得不感谢人类社会自18世纪以来的逐步世俗化，导致国际主流格局和趋势中，宗教认同和建构之权力已尽量被框限在个人、社区，或最多社群之范围内，大大减少了其所能激化和固化的人际紧张及矛盾。
热衷重建神权
当然，世俗化也多少导致宗教的影响力受挫，包括某些人以为的“正面”影响，比如对道德原则的认知和信念。惟事实上，世俗化社会的道德操守和秩序是否比神权社会更糟，诚难以说准。这就如人们常爱说“人心不古”，好像古人比较善良、正义、纯真那般，然若对历史稍多认识，就会发现古代实际上充斥不少——若非更多的暴力、贪婪、自私、虚假等行为。
至于古代的神权社会是否比今天更“和平”、“公正”、“仁爱”，人们只要自己去追溯历史就会明了。只可惜今天的某些人就是懒于、钝于或惧于自己求知、自己思考，只会等待别人喂之予所谓“权威”的知识。
总之，到了今天，虽说不是没有一些宗教人士热衷于重建神权，包括高举“本教徒”和“异教徒”之别，试图把其渗入既有世俗体制之中，但情况还未至于失控（希望人们够醒觉，能及时遏止）。
惟无论如何，虽说宗教已局部“退烧”，不再让人们有机会借之严异己、边界之防，不再动辄拿宗教信仰和认同来质疑、检视、审判一个人之“忠诚度”，但现代社会一大萦绕不散的问题就是过于膨胀的国族和国家主义，以至某些人耽于追逐、执著、放大国族认同，甚至视之有如集体的“新宗教”，丝毫不准有“动摇”或“模糊”的迹象。
国族认同渐淡化
职是之故，不奇怪有些人总爱时刻监督自己的“同国”，一发现有“不忠”的蛛丝马迹即刻口诛笔伐，不逊于古人之提防和讨伐异教徒。对于其人而言，痛斥如此“不忠”是绝对正确和正当的，所以才理直气壮、义正辞严。
坦白说，今天在某些社会，国族认同早已渐渐淡化（也可说是某种“世俗化”），就算国家体制仍非常相干，乃至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角色，但人们同时也更重视个人相对于国族的主体性，包括其思想、情感、欲望等方面的权利和表达自由（当然在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
只是对于那些没有了宗教可以仰仗，但还有国族和国家可以用来寻求某种“正统”、抚慰某种“信仰”、竖立某种“权威”的人士，“个人”当然不是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