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印度一样，是个充满悖论的国家，新加坡的悖论在于，它虽在许多方面均表现不错，也排在世界前列，如全球竞争力、经济自由度、经商便利度、或廉洁度等方面；可吊诡的是，它在政治自由、新闻自由、民主指数等方面，却又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随著李光耀的逝世，李氏与新加坡的是是非非，也引发了颇多的争论。为此，巴生老友会在4月26日请到曾在新加坡教政治学20多年的何启良博士，到会所来畅谈这颇多争议的课题，也希望能为大马提供一些足以借鉴或警惕的地方。
知名的已故政治学者亨丁顿曾有言，新加坡会在李光耀逝世后，出现人亡政息的后果。何博士认为，这个说法有对也有不对之处。对的是，随著新加坡中产阶级的崛起与社会的多元化等的综合作用，李氏的强人政治会随著李氏的逝世而逝；只是，李氏建立的那个体制，如官僚体制，是会持续下来的。
此外，新加坡政治也有其特例性，如政治人物技术官僚化，及官僚制政治化。所谓政治人物技术官僚化是说，新加坡是个高度精英化的国家，其精英也多是技术专家（Technocrats），好用实绩业绩、数据等讲话，如在2002-2012，年均增长率为6%类的说话方式。说得白些，就是理性多于激情。这种风格也会发生官民产生隔阂的现象。这种理性有馀、浪漫不足的风格，会使技术官僚不易体会民间疾苦。
官僚体制政治化，则是指，由于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官僚也成了这个政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变得偏向行动党，而失去其中立性。一个以廉洁高效闻名于世的官僚体制不够中立，确也是一个悖论。
与高效廉洁政治与官僚体制相关的则是，高薪养廉。对此，何博士有个贫而不污的说法，也就是，新加坡虽解决了贪的问题却未解决贫的问题。无疑，新国的廉洁是有目共睹，可较不贪的政务官薪水比美国总统还高，这未免也说不过去。实则，有人甚至说，离谱的高薪养廉，是种合法贪污。不管怎么说，虽然不收台底钱，可拿太高的台面钱，确也难免惹人非议。
有道是政者正也，从事政治应有一定的使命感与奉献心，不宜过于计较报酬；若否，便不易在道德上令人起敬。务实理性若能配上令人起敬的道德风范，无疑会更令人心服。
对于李光耀的评价，何博士引用中国对毛泽东的评语，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而给予李氏接近七分功，三分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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