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庆祝新加坡反贪局成立60年周年纪念中提到，反贪不能手软，也不可因尴尬难堪，就不追根究底。的确，要反贪就要彻底，要穷追猛打，绝不可因姑息而养奸，以至于上行下效，变为制度化集体腐败。
虽说，大马早在1960年代便已设立反贪局，比香港的廉政公署还早，可大马反贪局却予人纸老虎的印象，徒有其表，功效有限。这也显示出，关键不在于有无理念与相关机构，而在于制度设计、政治决心，与公民对腐败的容受程度。若制度设计有缺陷，如对首相而非国会负责，政治领导层本身污点多，无法以身作则，或是普罗大众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常态，那反贪就事倍功半，甚至落为空口号。
一个国家若想成为先进发达国，搞好廉政可说是不可或缺的。此点，也可从世界竞争力的排行榜中一窥究竟，如除了几个石油盛产国外，排在前面的皆为高廉洁度的国家或地区。以腐败印象指数为例（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排名前10多名的，也多是高竞争力国家。显示廉政与高效有高度的相关性。
与新加坡和香港相较，大马在CPI方面，长期远远落后于新港，如在2010年，新港的世界排名个别为第1及第13，可大马却排在第56。更引人深思的是，大马的排名呈长期稳定下落趋势，如在2001为第36，2006为第44，2008为第47，这显然是个噩兆（Writing on the wall）。
何以大马排名度日趋低落？上梁不正下梁歪无疑是主因之一。只要领导层丑闻缠身，而又不能给人民一个清白的交待，自无法有效约束下属有歪样学歪样，如马来谚语所说的Bapa Borek Anak Rintik。深层地看，这还涉及了体制与政治文化、政治生态的深层因素，如投桃报李的恩庇政治（Patronage Politics）、门客主义、权钱交易、党职与官职挂钩，靠政治与行政手段发达致富等不良行为。
有趣的是，近年来大马人虽流行抗争政治，如华教、反公害、净选盟，可尚未看到反腐败大示威等事件。在印度，反腐示威反而比反公害搞得更有声有色！或许，大马人对腐败已麻木不仁。可腐败不仅关乎国计民生，也与治安的好坏息息相关，如警务败坏，办案不力，可却勇捕小龙女，就很耐人寻思。我国中央政府也不愿强制高官政客公布财产，也同样耐人寻思。试问，既然无心无意彻底反腐，又怎么可能倡廉？难怪大马的廉政变得那么廉价（Cheap），没有人会对其有信心。
一国若连这基本的反腐倡廉都三心两意，或一贯地打官腔、敷衍了事、讲场面话而已，还能期待这个政权能搞本质性的改革么？在讲求实力、实利与效率的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当代，这样的国家还可能更上一层楼么？明天会更好么？
也有人说，要搞廉政，必须靠高薪养廉，可许多发达国的公务员，待遇也与其国情大致相符而已，如纽西兰，只能说是“适薪养廉”而非高薪养廉。就大马言，经过多次调薪，公务员的待遇一般上比民间部门还佳，也说得上是实现了适薪养廉，可事实是，腐败是更为猖狂！可见，这与领导层的正与不正、政治文化与生态，如绑桩政治有因果关系，而其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则祸及全部门与全民，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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