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的新兴发展经济体而言，商品价格的下跌给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在2012/13年度，有94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出口收入要严重依赖于商品出口，商品所占比重超过60%。
63个发展中经济体被视为“极端依赖商品”，他们的商品出口在总出口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80%。（“商品出口依存情况”，2015年4月文献）
根据UNCTAD的另一份数据（“重要数据和趋势”，2015年6月文献），大多数倚重商品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原材料出口要占到总体经济产出的逾20%，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甚至超过50%。
繁荣期出口3.2兆美元
在商品繁荣期，以2012/13年为例，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值跳涨到3.2兆美元，远高于2009/10年度的2兆美元。
这主要归功于商品价格上扬，但也因为此，让人不由得担心当前商品出口收入的规模。
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石油出口收入，在1994年时为1230亿美元，2004年达到3750亿美元，2012年更是跳升到1兆2000亿美元。
OPEC的石油出口收入在2014年已经降至9650亿美元，估计今年将进一步大幅下滑，因为油价崩跌影响正在蔓延。（2014年度统计报告）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得应对出口收入和产出波动性异常之高的状况。
研究员大卫杰克斯（DavidJacks）通过研究19世纪晚期以来，燃油、农产品和金属等大量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发现，1900年后曾出现过4个大宗商品价格超级周期。
在一个典型的超级周期内，价格会上涨10-20年，随后开始下跌。整个周期持续时间通常不到40年。
根据杰克斯的研究，4个大宗商品超级周期达到顶峰的时间分别为：1910年代、1950年代、1970年代和最近的2010年代。随之而来的大跌出现在：1930年代、1960年代和1980/1990年代，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因而倍感痛苦，而且经常出现债务违约以及政治和经济动荡。
之前几次超级周期，分别与美国19世纪晚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欧洲和日本在20世纪中叶重建相关。
最近一次超级周期，源于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开始走向没落？
杰克斯在2013年3月写道，他研究的20世纪初以来30种大宗商品走势中，观察到有15种商品的实质价格在1994年至1999年间开始超过趋势水准。
他颇有远见地总结道，“超周期的诸多历史经验表明，当前的超周期可能触顶，而且接近开始没落。”
商品贸易条件大转变
大宗商品价格周期与政治、经济和外交的重大变化有关。上一轮大型超周期始于1960年代，在1970年代触顶，然后在1980年代结束，导致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大宗商品生产国经济非常低迷，且政治动荡。
1980年代席卷拉美的违约浪潮、1991年苏联解体、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东许多产油国沉重的财务和政治压力，都归因于大宗商品出口营收下降。
要得出1980年代情况重演的结论需非常小心，但年出口营收或损失逾1兆美元，将令商品出口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面临某种压力，许多人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压力了。
杰克斯称，在2008年以前，仰赖大宗商品的国家利用日益增加的出口营收，来促进预算平衡和支撑公共财政，但2008年后，平衡恶化，公共债务增加。
他4月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全球商品论坛上警告称，仰赖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大多进入低迷期，财政政策几无调整空间。
尽管沙地和科威特等一些海湾国家在繁荣时期积聚了大量储备，可以使其免受几年低迷期的全面冲击，但除非商品价格反弹，否则多数商品生产国都必须要做出调整。
大宗商品价格自2012年起下挫，2014年起跌势加速，表明交易条件出现重大转变，也是生产与消费大宗商品的国家、家庭与企业之间收入与财富的大转变。
多数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将是最大的净受益者，因为他们是食物与燃料的净进口国：比较明显的例外是加拿大、澳洲与纽西兰，这几个国家大宗商品对出口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相当大。OECD以外的情况较为复杂。
部份大宗商品主要进口国，特别是中国，显然成为赢家，部份大城市家庭亦然，因为他们因食品与燃料价格下降而获益。
商品价格下跌冲击严重但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经济活动与农业、石油及天然气，以及矿物提炼有关，商品价格下跌对政府收入、就业与家庭收入的冲击将相当严重。
相对价格的大幅改变，以及收入的重新分配，每每会招致经济面、很多时候甚至是政治面的动荡。
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大宗商品盛世的对立面，正是美国、西欧与日本的能源危机。
因应1970年代能源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飙涨而被迫做出痛苦的调整，至今仍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美国总统卡特1977年4月在电视上针对能源危机的“不满谈话”令人记忆犹新，他称这是“我们历史上毫无前例可循的问题”，要求国民勇敢面对这次“堪称道德层面的战争”。
大宗商品价格自2012年起大跌，对食品与燃料消费者而言是一段他们乐见的喘息空档，特别是发达国家；但对于商品生产者（其中许多为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冲击可与1973/74年以及2008年商品价格高涨相媲美，称之为危机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