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独立至今，马来西亚这69年来一直沿用的都是“头马当先制”（First Past the Post，FPTP），又称“赢者全得制”。也就是说，在一个选区中，即便一位候选人仅获得30%的选票，只要比其他候选人高出一票，依然能够当选。换言之，一个候选人未必需要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只需要成为第一名，就能够取得100%的代表权。
2022年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在三角战、四角战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多位国会议员都是以不足40%的得票率当选，包括双溪毛糯、文冬及打巴等国会议席。
随著我国政治发展，从2008年国阵首次失去三分之二优势，到2018年迎来首次政党轮替，再到2022年形成三雄鼎立，以及如今越来越多新兴政党如MUDA、Bersama等陆续出现，我国已经从过去的两大阵营竞争，逐渐进入政党碎片化的时代。因此，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是，这套诞生于两党竞争年代的赢者全得制，是否仍然适配今天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这套制度最显著的问题如下：
一、代表性不足，稀释选票价值
在赢者全得制下，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能否获得多数人民支持，而只是能否比其他候选人多一票。因此，在多角战下，大量选票实际上不会转化成任何代表权。
以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为例，在双溪毛糯、文冬、打巴等多个国会议席，中选议员的得票率都不足40%。这意味著，超过60%的选民实际上投给了其他候选人，但最终整个选区却只由那位获得不到四成支持的候选人代表。
因此，一个议员即便没有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授权，却能够拥有100%的议席代表权。这造成了选票价值的不对等，支持落败候选人的大量选票，在议席分配上几乎等同于不存在（wasted votes），最终无法反映在国会组成上。
随著我国进入三角战甚至四角战时代，这种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当政党越碎片化，候选人便越容易以三成甚至更低的支持率当选，人民授权与最终代表性之间的落差也越来越大。
这就会让选民觉得，自己的票其实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无论有多少人支持落败候选人，只要没有成为第一名，这些选票便无法转化成任何代表权。长此以往，人民会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无法真正影响最终结果，进而削弱政治参与的意愿，对整个民主制度逐渐失去信任。当一套制度不断制造“多数人没有被代表”的结果，它损害的不只是选票价值，更是民主制度本身的代表性与正当性。
二、扭曲民意，造成票席不符，并形成安全区
赢者全得制反映的是谁赢下选区，而不是谁获得更多人民支持。因此，一个政党的全国得票率，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在最终取得的国会议席数量上。
换言之，只要一个政党能够在多个选区以微弱优势获胜，即便全国总得票率并不高，仍然可以赢得大量议席；反之，一个政党即使在全国获得相当比例的选票，但若这些选票集中于少数地区，或在多个选区仅以些微差距落败，最终能够获得的议席仍然十分有限。
这意味著，人民投出来的是选票，但制度决定的是议席。当议席分布无法真实反映人民整体的投票意向时，最终便形成“票席不符”的现象，削弱了国会作为人民代表机构的代表性。
2013年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反对党联盟获得超过50%的全国总票数，却未能组成政府；反而得票率较低的国阵凭借议席优势继续执政。这正是赢者全得制下典型的票席不符。
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会进一步影响政党的竞选策略。由于决定议席归属的并非全国得票，而是个别选区是否胜出，因此，各政党往往会把资源集中在胜负差距极小的边缘选区，而对于多数票极高的“安全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缺乏投入更多资源的诱因。
对胜选政党而言，即便支持率有所下降，只要继续维持第一名，议席依然能够保住；对败选政党而言，即使成功争取部分选民，只要不足以翻盘，也无法赢得议席。因此，与其投入资源经营安全区，不如集中火力争夺边缘议席。
以森美兰州选举为例，N15 Juasseh的多数票仅78票，换言之，只要39位选民改变投票倾向，整个选区便可能易手；反观N21 Bukit Kepayang，多数票高达19,684票，即使有数千名选民改变支持，选举结果依然难以改变。
同样都是一张选票，但在边缘选区，它可能决定一个政党的执政权；而在安全区，它却几乎无法改变任何结果。最终，不同选区选民的一票，实际影响力已经出现明显差距。
三、压缩小党的生存空间，固化政党格局
在赢者全得制下，只有获得选区第一名的候选人才能取得议席，因此，小党即便获得一定支持，只要无法排名第一，所有选票都会被归零。
回顾过去几届大选，无论是MUDA，还是其他新兴政党，都曾在多个选区取得一定比例的支持。然而，由于这些政党规模较小、资源有限，往往难以在单一选区击败大型政党。即便把他们在全国各选区获得的支持累积起来，已经代表著一群真实存在的民意，这些选票最终仍无法转化成任何国会议席。
更进一步，这套制度还催生了所谓的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而非真实反映人民的政治偏好。许多选民并非投给自己最认同的政党，而是投给“最有机会赢”的大党，以避免自己最不希望看到的阵营胜选。
过去社会上一直有所谓“含泪投希盟”的说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许多选民并非不支持小党，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赢者全得制下，小党的选票难以转化为议席。既然支持小党的结果很可能只是“浪费一票”，他们最终只能策略性地把选票集中到较大的政党，以提高改变政权的机会。
久而久之，这套制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是人民不支持小党，而是制度让人民不敢支持小党；人民越不敢支持，小党就越难成长，而大型政党的优势则不断被巩固。当人民表达的是“谁比较可能赢”，而不是“我真正支持谁”，选举反映的便不再是真实民意，而是制度所塑造出来的政治结果。
赢者全得制曾经适用于两党竞争的年代，但今天马来西亚的问题已经不是选不出赢家，而是越来越选不出真正能够代表多数人民意愿的赢家。
若政府真的有改革的勇气，或许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顾名思义，就是按照各政党获得的全国选票比例来分配国会议席。简单来说，一个政党获得20%的选票，就应获得约20%的议席；获得40%的选票，就应获得约40%的议席，而不是因为赢下较多选区，就取得远超选票比例的议席。这种制度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大幅减少“浪费票”和“票席不符”的问题，让更多人民的声音真正进入国会，也给予小党合理的生存空间，使选举结果更真实地反映全国民意
第二，混合比例代表制（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MMP）。 若认为全面改用比例代表制改革幅度太大，那么混合比例代表制或许是更适合马来西亚的选择。它保留一部分议席继续采用现有的赢者全得制，让人民依然拥有自己的地方国会议员，继续维持地方服务、问责与选区联系；另一部分议席则按照各政党的全国得票比例进行调整，以修正票席不符、浪费票以及小党难以获得代表的问题。
换句话说，比例代表制追求的是最大程度反映民意；混合比例代表制追求的，则是在公平与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它既保留了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一人一区”的地方代表制度，也让全国选票能够更公平地反映在国会组成上，不必为了追求公平而完全放弃现有制度的优点。
毕竟，改革选举制度的目的，从来不是推翻赢者全得制，而是修正它越来越无法适应多党竞争时代的缺陷。今天的马来西亚需要的，不只是能够选出政府，更是一套能够让人民每一张选票都更有价值、更真实反映民意的选举制度。
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是否适合时代。赢者全得制曾经成就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但在多党竞争已成常态的今天，也许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人民，而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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