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廖诗弦，摄影：伍信隆
一名身穿米黄色上衣的妇女，倚靠著街头的墙边虚弱地喘息。我被社工形成的人墙阻挡在外，隐约听说这名露宿街头的妇女，生了孩子，刚落地婴孩被医务人员抱走了。不久后，这名产妇也被接走了。
这样的场景，发生在吉隆坡独立广场的地下道。社工说，“我们也不知道她怀孕了，只知道她是缅甸人。”
随著人群散去，围观的街友也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刚才被打断的事，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
在吉隆坡的街头露宿者（街友），一直被吉隆坡市政局视为城中毒瘤。根据去年公布一项统计数据，2015年在吉隆坡约2000名街友。
联邦直辖区部长拿督斯里东姑安南此前就设下目标，要将街友人数降为零，以整顿“市容”。市政局所采取的措施软硬兼施，先是以驱逐的方式试图将街友驱离都市中心，再来成立流浪汉服务中心等。
然而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是按照对街友的普遍认知而行，而鲜少去深入了解这些街友流落街头的原因，以致无法根除城中街友问题。
70%为大马人
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吉隆坡一带留宿街头者，70%为马来西亚人，男性比女性多了9倍，在留宿街道的马来西亚人中又有60%来自外地。反之外籍人士仅占少数。
他们当中有者曾是公司经理、有人持有学士文凭、有的是遭遇车祸、有的天生残疾、有的曾经坐过牢、有的则从老人院中逃离。
他们有各别让他们留宿街头的故事，甚至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
不同族群街友 各有据点相扶持
晚间10点，城中的商店已落下闸门，吉隆坡巷尾间都可见街友的踪影。他们大多数三三两两聚在角落，街友祖安说，这样的聚落不仅能够御寒，万一凌晨有警察或是“有心人士”滋扰，人多也好办事。
“这里就是我的家。”边说边将两张纸皮并拢，舒服地躺著。
一张纸皮代表一个单位，若纸皮上有压放小石子，其他街友就知道，这是“私人重地，闲人免进”。人以群分，长期游走露缩街头的街友，也依著自己的特性，选择落脚处。聚集在茨厂街一带的，大多是华裔，又或通晓中文的印裔与巫裔。
由于清真寺提供穆斯林洗洁便利，国家清真寺以至独立广场一带皆以马来族群、东马人与外籍人士为多，吉隆坡印度清真寺则主要是印裔。
记者在国家清真寺遇见另一名露宿者拉美斯，他见到社工总是热情上前击掌。他用广东话问候：“你食饱未？”
远离毒品酒精自保
他14岁的时候双亲过世后，先是前往泰国曼谷生活，后来辗转来到吉隆坡，如今46岁的他有近30年的时间都在街头度过，经验老道的他为我分享街头生存指南。
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自由的他偶尔搭乘吉隆坡免费巴士逛逛。
经过城市转型中心（UTC）时，他指说，“你要的话，可以去那边洗衣服、刷牙、洗澡。他们的厕所有洗手液可以用来洗头洗身体。我平时没有在这里的（茨厂街），我走走的啦，没有一定的地方。”
流浪半生的他已熟知各个社工团队的时间表，生病的时候应该向什么社工团打电话，需要衣服与洗涤用品的时候应该在什么地点、什么时段出现他都了如指掌。
若有必要，他还会多拿，派送给一些错过的“新手街友”。
“如果你想要活下去，就远离毒品、酒精。我不是为了健康，是防止人家趁你模糊的时候偷你东西。尽量在白天的时候睡觉，晚上醒著。白天人多，基本上不会怎样。”
长期孤立 心病是最大敌人
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投入街友社工的迪伦说，吉隆坡已有太多的团体扮演食物分派的角色。光是吉隆坡一带就有33个已注册的社工团队为街友提供日常所需，以至一个街友有时甚至有2至3个饭盒。
这些饭盒不能放久，街友又吃不了那么多，最终造成食物浪费。他认为，比起温饱，心理状态才是街友的大敌。
“心理问题如幻觉、忧郁症、创伤后遗症等，导致他们即便是找到工作，也无法胜任，最后还是回到街头。”
迪伦认为，对话是最好治疗方式。可是别说路人，就算是志工社工，也只有少数能突破对街友的刻板印象，与他们对话交谈。
大多数独来独往
尽管部分街友已有自己的朋友圈，但大多数依旧独来独往。
“他们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和人对话。可能两周或几年，正常人三天不说话，都已经很难熬了，更何况是他们。”
长期的心理孤立不仅会让他们逐渐与社会脱节，还可能依靠毒品、酒精排遣心中的情绪。
其中，立扎便是如此。迪伦指出，立扎长期服用白粉且有酗酒的问题。他身上散发著浓浓的酒味，也已忘了自己的年龄。
立扎掏出一罐驱风油晃了晃说，“这是我的宝贝。”
立扎见人就说他曾是马大教授，头头是道地说著他当年在美国当卧底的事。
迪伦说；“像他这样的街友，我们已不去判断他所说的是真是假，当个听众就足矣。”
“我们有替他们介绍工作，但是他们都做不久。坦白说，成功摆脱街头生活的案例少之又少。”
目前有主打心理治疗与谘询的社工团正在帮助他们，惟这过程乃是长时间的努力。迪伦叹说，街友居无定所，很难跟进。
“尝试鼓励、甚至挑战他们上班，但是他们却说那样的生活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习惯了别人看他们的眼光、习惯了自由……从反抗、到疲惫、最终顺服。”
迪伦看著立扎说，“难道强迫他们以我们的方式生活痛苦就少一点吗？”
“我们能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但不是帮他们决定人生方向，替他们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因为那是他们的人生。这也是我的原则。”
个案1：房租太贵 睡街省钱拼出头
39岁的沈先生与中国籍的太太，在敦霹雳路的马来亚银行大厦前的阶梯蹲坐，吃著社工派送的便当。沈先生展示颈项挂著的佛牌，还有手臂上的泰国纹身。
“我本来是在柔佛州做煮炒……赚很少。后来我上来吉隆坡，和我老婆现在饭馆做大炒。”
月入逾2000令吉的他，要在吉隆坡找房子不难。但是茨厂街附近的房间，房租介于800令吉至1000令吉之间，令人咋舌。
“很正常啊，他们租给外劳。外劳能够一间房间住20几个人。有的时候找到价钱合理的房间，又要跟外劳同住。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无法接受，宁愿睡街。”
沈先生认为辛苦到吉隆坡讨生活，若赚多少花多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出一片天。
他宁可将房租省下，露宿街头，偶尔周末到廉价酒店留宿。
个案2：钱财遭骗光 能思考就有希望
57岁的祖安跟大多数的街友一样，原来都是到吉隆坡寻梦的人。他环视周围的街友说，“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梦想落空的人。”
祖安在24岁法律文凭毕业后，就来到这座城市，当时像他一样通晓中文的印度人不多，加上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淡米尔语，很幸运地第一份工作就在律师楼打工。
他后来赚了点钱与朋友合作投资，掏空所有资产后，才发现是骗局一场。
阅读维持思考能力
“我当时也有想过要努力，要振作。但我告诉你，你会相信能力决定一切，是因为厄运没有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像我这样，一直挣扎后都看不到曙光，所有的负面想法就会找上门。”
祖安的兴趣是阅读，在街头露宿，有时会取些旧报纸上的评论专栏看，若有好文章会把它们剪下来。
“唯有持续阅读才能证明我还有思考的能力。我最怕的就是被黑暗侵蚀。只要能思考，我就相信我有一天能够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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