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社运分子法米惹扎（Fahmi Reza）上载漫画插图，恶搞首相人像，结果遭到警方网络监督小组警告，事件炸开了锅，结果引起更多艺术工作者制作讽刺插图相挺，处处反映出艺术工作者创作展现公民抗命的精神。
以艺术创作针贬时弊，却在大马遭打压并非新鲜事。几年前立陶宛街画艺术家尔纳斯在新山工作之余，所创作的“转角遇到匪”壁画引起新山地方当局注意，结果最终以白漆掩盖告终，至今令人历历在目；更不用说本地巫裔漫画家祖纳（Zunar）以大马时事为内容的漫画，更被视为禁书，甚至面临多条煽动罪名。
在东方社会，搞艺术创作或音乐，都被视为不事生产的一群，他们以创作对国家时事提出质疑与反讽，落到只会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眼里，一切都变成了无聊的举动。然而事实上，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抗争运动中，这些艺术工作者却屡屡站在烽火的前线，他们的创作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反抗的图腾，获得人们传诵。
实际上，以艺术作为抗争手段并不稀奇，美国当代唱作人鲍勃迪伦，在上世纪60年就以民谣成为民权与反战的代表人物，其的作品《答案在风中》（blowing in the wind），至今仍为人传唱，而摇滚歌手尼尔杨（Neil Young）也步上相同的道路，在愤怒的摇滚乐中展现批叛社会的理性之光。
以艺术进行抗争，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其中一环。艺术工作者以创作提出内心对于社会的不公、政策的不满与愤怒，这是在政党、组织缺席之下，由个体出发的行动，这也是形成公民运动的要素之一。公民抗命从来就应该由公民个体出发，由细流汇成江海。若期待政党和组职带领，激情过后会显得无以为继，甚至在过程中还得面对政党在政治利益上的算计，使到抗争被模糊了焦点。
台湾文化人张铁志在反叛的凝视一书中，提到美国上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所发布的《修伦港宣言》中这么指出：“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我们却不安地凝视著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似乎在描述大马的年轻世代。
如今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物质大于精神的社会，个人的成就常以金钱名利为冲量标准。于是乎为争取民主自由而露宿街头成为可笑的茶余饭后话题，而那些本该是立国社会正义原则，则成为了物欲横流社会中不可能达致的现实。
然而我们社会并未僵死，法米惹扎、祖纳的行为向世人宣示著即便社会以功利为导向，强权以法令扼掐自由的天空，我们仍得要保持愤怒。
我们可以任由旁人以功利的标准横量我们，却永远要保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出异议的勇气、挑战体制的坚持，用反叛的精神促成这时代的熊熊烈火。就如《修伦港宣言》的所彰显的信念：“如果人们认为我们看似在寻求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世界，那么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为是了避免一个缺乏想像可能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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