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8日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些琅琅上口的《三字经》与《千字文》句段，不只是传统启蒙读物，曾经也是马来亚华校学子的主要课本。
从这些传统蒙学教材，到白话文、新式学科的引入，再到迈向独立与体制化时期的国家教育政策，华校所采用的教材与课程在百馀年间历经多次转变，深刻反映了华文教育随著时代更叠、国家政策及社会环境变迁而不断调整的历程。
马来西亚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瞿美清日前在该会举办的“每月一讲”线上讲座中，以其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区域华文教育研究——以霹雳州实兆远为例》为题，探讨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历史演变，其中教材与课程的变革，是华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瞿美清为南京大学中文硕士，曾任实兆远南华华中校长、曼绒华校教师会总务，现任南华华中技职教育课程策划顾问，并曾主编《雨花石》及多个会馆、学校周年纪念特刊。
她指出，第一阶段为1800至1910年前后的旧式教育课程，主要以私塾形式进行，课程以传统蒙学为主，常用教材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等浅易经书，并教授珠算及尺牍。
所谓“尺牍”，即书信与应用文写作。由于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多为移民，与中国家乡的书信往来，以及在当地的商业契约签署，都是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因此私塾教授“尺牍”，在当时具有实际的沟通与生活应用价值。
海峡殖民地教育部1884年的常年报告书显示，当时已有115间私塾学堂，分布于槟城、马六甲、柔佛、霹雳及新加坡等华人聚居的市区或城镇，反映私塾在早期华人社会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瞿美清表示，早期蒙学教材不仅是识字与启蒙读本，也是传承中华文化与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媒介，内容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
1904年至1920年期间，马来亚华校迈入第二阶段的新式教育课程。这一时期，随著清末中国推动新教育方案，马来亚华校的课程也受到中国新式学制改革的影响。
当时，华校课程虽仍侧重读经、修身、习字作文及史学等传统与基本学问，但自然科学方面除了地理，也前瞻性地引入“格致”一科；同时配合南洋当地的社会发展，陆续增设手工、农业、商业及图画等实用性科目。
瞿美清补充，这一时期的课程在保留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开始加入新式学科，让马来亚华校逐步走出早期私塾教育的模式。
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为马来亚华校教材及教学方式带来新的变化。
她说，当时学校教科书大量改用白话文，同时逐步以华语取代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课程也重新编订，并以中国的教育发展为重要参照。
这使华校教育不再单纯停留于传统经书及方言教学，而逐步建立较具现代学校特色的课程与教学方式。
不过，华校课程并非一直沿用中国的教育模式。
瞿美清指出，1920年代起，英殖民政府陆续颁布教育法令，加强对华校的管制。随著中国输入课本受到限制，华校必须重新编订课程，教材也逐步走向本土化。
因此，自1921年起的第三阶段，华校课程与清末学部公布的课程最大的差别，是废除“读经”及“讲经”，并将原有的“格致”改为“理科”。
此外，课程也加入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农业、缝纫及英语等科目。瞿美清指出，这些调整与当时英殖民政府对技职课程的重视有关。
从传统经书到理科、英语及各类实用课程，华校教材的内容开始不再完全依循中国课程，而是逐步因应马来亚当地的教育政策与办学环境作出调整。
自1956年开始奠定国家教育政策后，华文教育逐步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从1958年起的第四个阶段，在国家同化课程政策下，华文小学所采用的课程纲要须遵循教育部规定。
此外，华文中学也在随后迎来了历史性的改制事件。根据《马来西亚教育史》记载，1962年，时任教育部长宣布，当时共有54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另有17所则决定成为独立中学。
由此，华文教育在国家教育制度的冲击与适应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办学模式与课程体系，正式进入了小学、华中与独中并存的多元发展阶段。
回顾我国华校教材及课程的百年演变，从《三字经》、《千字文》的传统蒙学，到新式教育、白话文及华语教学的引入，再到1920年代起在殖民政府限制下逐步走向本土化的课程，以及独立前后逐步纳入国家教育制度的体制转型，华校所教授的内容因应时代一路嬗变，不仅映照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轨迹，更彰显华社先贤在夹缝中守护母语教育的坚韧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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