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州选的一次策略性送票，森美兰州选的一份完整分席名单，再加上土团党逐渐失去伊斯兰党庇护，正拼凑出一套可能改写第16届全国大选的政治方程式，即国阵承接中间选民、传统基本盘及部分非马来选票，伊斯兰党巩固马来腹地，再收编土团党原有的北马议席，双方避免互撞，集中攻击日益疲弱的希盟。
若只把第15届全国大选的国阵30席与伊斯兰党43席静态相加，两者只有73席，距离112席简单多数门槛仍差39席，但选举从来不是把原有席位原封不动搬到下一届。当土团党分裂、希望联盟流失游离票、公正党再遭分票，加上行动党面对华裔选民投票意愿下降，国阵与伊斯兰党合作的上限，已不能只用73席估算。
112席仍是一条陡峭的道路，却已不是国阵加“新国盟”完全不可能抵达的终点。
柔佛测试伊党能否把票送给国阵
刚刚落幕的柔佛州选，国阵在56个州议席全面上阵，国盟则竞逐33席，因此两者并未达成全面避战协议，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党在国盟没有派人上阵的选区，公开要求党员及支持者支持国阵候选人，这项安排直接测试伊斯兰党选民是否愿意服从政党指示，把选票投给巫统、马华公会或印度国民大会党候选人。
最终，国阵赢得56席中的48席，希望联盟只剩8席；国盟竞逐的33席全军覆没，而国阵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随后更公开表示，希望柔佛胜利能够在其他州属掀起“蓝潮”。
国盟全军覆没，并不代表伊斯兰党选票没有发挥作用。相反地，伊斯兰党在部分选区接受“自己不赢，但协助国阵击败希望联盟”的安排，说明双方已经开始把阵营利益置于个别政党席位之上。
柏伶州议席最具象征意义，国大党不仅击败行动党，更在一个过去被视为希望联盟优势区的城市混合选区胜出，而这项结果不能简单解释为华裔选民全面倒向国阵。更可能的组合是，国阵传统选民稳定出门、伊斯兰党支持者进行策略性转票，以及希望联盟支持者投票意愿下降，最终令原本处于劣势的国大党候选人越过胜选门槛。
这也是柔佛模式最危险之处，国阵不一定需要大规模抢走希望联盟选票；只要国阵及伊斯兰党支持者高度动员，而希望联盟支持者选择留在家中，许多过去看来安全的议席便会突然失守。
不过，柔佛的48席不能全部归功于伊斯兰党，国阵在柔佛原本就拥有执政资源、成熟基层组织及地方网络，而州选与全国大选的投票行为也不完全相同。过往国阵曾在马六甲及柔佛州选大胜，却在第15届全国大选创下历史最差表现，证明州选胜利不能直接等同全国复兴。
柔佛真正证明的是，伊斯兰党可以送票，国阵也有能力接票。
森州把暗中送票升级为公开分席
森美兰州选进一步把柔佛的局部默契制度化，国阵只上阵25席，国盟则竞逐其馀11席，两者刚好填满森州36个州议席，没有出现互相碰撞，而双方领袖也承认彼此将协助对方候选人竞选。
这已不是单纯的个别选区安排，而是一套完整的选前合作机制，包括候选人分配、基层动员、支持者转票及共同锁定希望联盟为主要对手。
森州模式也暴露国盟内部的权力转移，伊斯兰党与土团党的关系破裂后，国盟逐渐从土团党领导的联盟，转变为伊斯兰党主导的平台，而许多分析也认为，失去伊斯兰党的组织、基层及宗教号召力后，土团党的全国生存空间将大幅缩小。
与此同时，由前公正党领袖及其他政治势力参与的新政党，正在吸收不同阵营的出走者。对伊斯兰党而言，土团党原本承担的功能，提供前巫统领袖、行政人才及较温和的马来政治包装，并非完全无法由其他政党取代。
若森州证明国阵与伊斯兰党能够在没有土团党主导的情况下协调候选人、互相拉票并提高总得票，这套模式便极可能成为第16届全国大选的样板。
土团党倒下不代表议席会到希盟
若要估算国阵与伊斯兰党能否接近112席，不能只把土团党的31个第15届大选议席全部删除。
土团党的议席虽然以该党名义胜出，但其中不少位于伊斯兰党基层强大、国盟品牌占主导，以及马来选民高度集中的地区。选民当时支持的未必是土团党候选人个人，而可能是国盟标志、伊斯兰党动员能力及反巫统、反希望联盟情绪。
土团党目前的国会议员分布显示，该党在吉打仍掌握浮罗交怡、古邦巴素、马莫、巴东色海及居林—万拉峇鲁等5个国席；在吉兰丹则掌握格底里及丹那美拉等议席。
吉打第15届大选15个国席中，国盟赢得14席；吉兰丹14席也全部由国盟拿下，而在2023年州选中，国盟进一步赢得吉打36席中的33席，以及吉兰丹45席中的43席，显示两州的国盟优势并非建立在土团党单一政党的个人魅力上，而是建立在伊斯兰党主导的强大政治生态。
在这种结构下，即使土团党分裂出来的势力无法守住所有议席，伊斯兰党仍有充分理由相信，它能够直接接管相当部分土团党原有选区。
伊斯兰党的优势包括地方宗教网络、清真寺与社区联系、稳定党员体系，以及吉打、吉兰丹长期执政形成的组织资源。相比之下，土团党在不少地区缺乏独立于伊斯兰党的基层机器。
因此，在较乐观情境下，伊斯兰党及其新盟友不是从43席重新起步，而是有机会把土团党在吉打、吉兰丹、登嘉楼、玻璃市及部分霹雳、彭亨选区的议席纳入自己的继承范围。只要伊斯兰党及其盟友接收土团党原有31席中的三分之一，即约10席，国阵与伊斯兰党合作的静态基础便可由73席上升至83席。
若能够接收其中一半，即约15至16席，基本盘便可接近88至89席。
越来越多议席华裔票无法过半
第15届全国大选的族群投票分析显示，希望联盟获得绝大部分华裔支持，而国盟则取得相当大比例的马来票。华裔选民虽然只占西马选民约28%，但由于广泛分布在城市、半城乡及混合选区，其影响力远超过少数华裔占多数的国席。
然而，这种分布也形成希望联盟的结构性风险。
希盟真正绝对安全的，是华裔选民高度集中、行动党拥有庞大多数票的城市国席。至于华裔选民低于40%，甚至介于20%至35%的混合选区，希盟必须同时依赖华裔高投票率、印度裔及城市马来票，以及国阵与国盟继续互相分票，才能维持优势。
一旦国阵与伊斯兰党停止互撞，这些议席便不再是简单的“华裔票对马来票”，而是希盟必须以一组有限的核心票，对抗两个阵营整合后的选票总和。
伊斯兰党宣传主任阿末法德里列出的班底谷、瓜拉雪兰莪、双溪毛糯、乌鲁冷岳、昔加末、礼让、四加亭、亚罗牙也、汉都亚再也及新山，正属于这类具有翻盘条件的议席。
例如新山国席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希望联盟取得4万3252票，国阵取得2万7211票，国盟取得2万2075票。若只进行静态相加，国阵与国盟合计4万9286票，比希盟多6034票。
这不代表全部国盟选票都会自动转给国阵，但这证明希盟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对手分裂。
类似议席只要出现国阵与伊斯兰党一对一合作，再遇上希望联盟投票率下降，翻盘便不需要出现大规模选民倒戈。
公正党分裂也能令希盟输
希盟面对的另一项风险，是公正党内部斗争外溢成选票分裂。
拿督斯里拉菲兹离开原有政治阵营后参与领导马来西亚同心党，象征公正党改革派及部分城市中间选民出现新的出口。该党能否在全国形成气候，目前仍有很大疑问；它在柔佛州选的初次表现也未能赢得任何议席。
然而，在多数制选举制度下，小党不需要赢得议席，仍然可以改变胜负。只要同心党或其他改革派政党在城市混合选区取得数千票，这些选票即使不足以让新党胜出，也可能令公正党候选人失去原有多数票。
这种威胁对公正党尤其严重，行动党拥有较稳固的华裔核心票，伊斯兰党拥有高度纪律化的保守马来票，巫统也仍保有传统乡区组织。公正党的选票结构则相对多元，依赖改革派、城市马来人、非马来选民及个人候选人形象，因此更容易受到低投票率及第三势力分票影响。
柔佛结果已经显示，新党未必能够当选，却可能加剧希望联盟支持群体的碎片化。
当希盟、同心党、睦达党及其他独立改革派分别争夺相似选民，而国阵与伊斯兰党却完成整合，选票分散的伤害将主要落在希盟身上。
行动党真正的危机在国席
槟城是观察行动党风险的最佳样本。
希盟在槟城州政权仍拥有深厚基础，即使外界出现希盟可能失去三分之二多数的最坏情境预测，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也强调，这只是风险评估，不等于希望联盟将失去州政权。
问题是，选民对州政府与中央政府未必采用相同投票标准。
槟州选民过去曾出现州选与国选分开判断的行为：州投国阵、国投行动党，以地方服务与中央制衡作出区分。如今，这种逻辑可能反转为“州投行动党维持槟州稳定，国席则投给其他政党或干脆不投”，借国会选票惩罚希盟。
行动党已经意识到支持者疲态、改革失望及与巫统合作所带来的解释压力。柔佛州选后，行动党内部也开始重新检讨其在团结政府中的定位，而希盟在柔佛失利后，行动党面对改革进展缓慢及敏感族群议题处理方式的基层不满，并重新评估与盟党的关系。
槟城共有13个国席，第15届全国大选时，希望联盟赢得其中10席，国盟赢得3席，希盟在部分国席仍有庞大优势，但并非每一个议席都拥有同等安全系数。
国阵与伊斯兰党的合作，也不一定要直接攻下行动党最坚固的华裔超级多数席，他们只需集中攻击威省、半城乡及马来选民比例较高的混合国席，再配合希望联盟支持者投票率下降，便可能逐步削减行动党及公正党的席位。
柔佛已经证明，在华裔人口占一定比例的选区，只要华裔投票率大幅下降，国阵候选人未必需要取得多数华裔支持也能胜出。
若相同情绪蔓延至槟城，希盟可以继续控制州政府，却在国会层面失去数席。对全国政权而言，这种“州政权安全、国席流失”的结果，已经足以改变中央政府归属。
柔佛与森州是该战略的两次演练
国阵与伊斯兰党合作后，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仍不是立即以112席单独执政，而是形成一个拥有95至103席、足以主导组阁谈判的西马超级板块。
但政治趋势不能只看最可能情境，也必须观察上限。
土团党失去伊斯兰党后，其北马及东海岸议席并不会自然落入希盟手中；相反地，伊斯兰党可能成为最大继承者。希盟则同时面对改革疲态、华裔投票意愿下降、公正党分裂、第三势力分票，以及行动党支持者可能在国席进行惩罚性投票。
国阵与伊斯兰党一旦完成全国避战，所产生的也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这既能消除双方互相分票，也能提高基本盘投票率，并利用希望联盟支持者消极弃权，把过去需要争取数万张新票才能攻下的议席，转化为只需让对手少出几千票便能翻盘的战场。
因此，112席不能被描述为国阵与伊斯兰党合作后的必然结果，却也不能再被视为不切实际。
森州若成功，只能证明这套机器开始运转；真正决定它能否开进布城的，是伊斯兰党能否吞下土团党遗产、国阵能否在混合选区恢复竞争力，以及希盟能否在第16届全国大选前，重新说服那些仍然支持他们、却越来越不愿意出门投票的选民。
不过，一切的大前提的是，国阵不会再像上届大选般在最后一刻“放国盟飞机”，当时砂拉越政党联盟最初曾表态，准备与国盟、国阵及沙巴人民联盟共组政府；慕尤丁也一度宣称掌握足够支持。真正的障碍，是国阵没有正式同意加入慕尤丁阵营，王宫核对后亦认定没有任何一名国会议员掌握明确多数。慕尤丁其后拒绝希望联盟与国盟团结政府方案，国阵最终才决定支持拿督斯里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因此，第15届大选留下的教训，不只是不能假定东马政党的支持足以完成组阁，更是各方必须在投票前厘清合作范围。森州模式的战略价值，在于把避战、分席及基层合作提前至提名阶段，降低选后才仓促拼凑多数的风险；但除非双方同时签订全国性组阁协议，否则它仍不能保证第16届大选后必然共同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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