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30日讯）经济不景，不少中产阶级也受影响！虽然政府不时宣传我国已成功制造许多高薪工作，但经济学者揭露，我国高薪高技能员工的比例不升反降，从2010年的27.6%跌至2015年的25.7%。
经济学者莫哈末卡立认为，一些中产阶级无法攀上高层阶级，原因之一是高薪及高技能就业机会不够多。
高薪高技能员工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及在职场上提供高技能的员工，包括经理、专业人士、高级技术员等。
莫哈末卡立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高技能员工比例下降，是因为我国过去几年制造更多中低技能的就业机会，并引进不少外籍劳工。
“我国2010年后有80%新制造的工作都是中低技术工作。2010年时，在100名员工中，只有9.5%员工是低技术员工，但2015年已提高至15%。”
他说，我国不断引进低技术外劳，让国家经济变得更加劳工密集型，低生产力的员工数量也增加。
“尽管我国有更多大专生，但由于制造更多低薪工作，因此许多大专生失业，或从事无需大专资格的工作。”
莫哈末卡立也是国库控股研究院前研究主任，根据他去年领导撰写的《攀爬阶梯：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流动》报告指出，大马已出现“受压挤的中产阶级”（middle income squeeze），即一些生长在中等收入家庭的人，无法挤上更高阶层，有者收入甚至比父母更低。
他说，报告发现，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趋势没想像中那幺正面。如果父母本来是穷人，那孩子收入可提高很多，但若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却提高不多。
他分析，这是因为中产阶级面对更高的竞争力，而且所享有的教育优势已没那么大。
他解释，以前的情况与现在有别，以前较少人拥有中学文凭，因此拥有中学文凭的孩子就较有优势。但当大多数人都拥有中学文凭时，就需大学文凭才更有优势。
他说，随著现在越来越多人拥有大专文凭，中产阶级面对的竞争更大，拥有大学资格的优势不像以往那么高。
“社会阶层就像一个梯级，下面的梯级之间差距很小，很容易向上爬，但越高的梯级差距就越大，爬上去的难度就越高。”
他也批评我国的劳工政策问题，并举例政府原本宣布强制雇主承担外劳人头税的政策可减少依赖外劳，但政府却在受到雇主反弹而延迟1年执行，这不利于打造高薪工作的制度。
政策改变 上攀机会大减
经济学者阿都卡立说，以前有许多农夫或渔民的孩子长大后成为医生或律师，但这种情况往后将日益减少，因为让阶级向上流动的政策已有所改变，民众攀上上层阶级的机会也越来越低。
他说，那种向上流动的情况，在新经济政策落实时比较常见。举例，那些在70年代末及80年代出生的人，10个孩子里有6个孩子的教育水准比父母更高。
“那些来自最低收入群的孩子，74%孩子的收入比父母更高。”
他说，教育是其中一种促进阶级流动的工具，但现况已有所改变，特别是以绩效为主的教育。
他举例，2003年前，进入大学就读或获得学贷的条件不只依据考试，也根据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但目前以绩效为主的政策将导致那些贫穷及来自郊外的人缺乏机会。
“玛拉理科初级学院（MRSM）和寄宿学校以前以郊区及低收入学生为主，但现在有40%学生来自中产阶级或富有家庭。”
孩子收入比父母高7.7%
《攀爬阶梯：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流动》报告显示，来自最低收入群家庭的孩子，有82%人的收入超过父母，相比之下，对于最高收入群家庭来说，却只有9%。
该报告是把受访者根据收入分成5个组别，Q1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Q5则是最富有的20%群体。
报告指出，整体上，孩子的收入中位数（调整通膨后）比父母高出7.7%，当中来自Q1父母的孩子收入增幅最高，达44.9%，但来自Q5家庭的孩子收入相比父母不升反跌，降了21.8%。
至于处于中产阶级家庭的Q3及Q4，收入中位数只分别增加了9.7%及2.7%。
阿都卡立说，尽管有些孩子的收入比父母更高，但并不代表孩子就能攀上更高阶层。那些在中等收入家庭出生的孩子，攀上更高阶层的机率保持原状或甚至更少。
“有17%在Q3家庭，及15%在Q4家庭出生的孩子，虽然有更高收入，但无法攀上更高阶层。”
他补充，来自Q4家庭的孩子，只有20%攀上Q5，证明中产阶级很难晋升顶层阶级。这也从Q4和Q5的收入中位数存在很大差距可看出。
他认为，政府应在不忽略低收入群体及穷人的情况下，多关注中等收入群体。
“社会流动性是关于机会和辅助。每个大马人，不论种族、宗教、性别等，都应给予同等机会，促进向上流动的政策需减少各种障碍，特别是种族及性别障碍。”
他说，向上移动是必要的，因为这不只是促进经济成长和减少贫富悬殊，更重要的是确保下一代的社会稳定及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