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保18日讯）虽然距离第一场的净选盟集会，已踏入第9个年头，间中也举办过数场大型的集会，但社会运动在我国仍处于起步的阶段，特别是集会主办方缺乏集会后的后续铺排能力，及参与者是否真正了解“上街”的用意。
我国的独立也是在和平集会争取所得，惟在过后的数十年，就不再出现大型的和平集会，直至2007年净选盟首次集会展开后，“和平集会”向执政者传达诉求的模式重新崛起，社运的力量重新获得凝聚。
然而，一场和平集会，看似只有一群民众在高举大字报及高喊口号，可背后的辛酸与挑战却令人唏嘘。同时，和平集会不必然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需要长期耕耘与栽培之下，才能让社运的力量茁壮成长。
时事评论员黄麒达说，当国民觉得问题无法在国会或州议会内解决时，就会选择以和平集会的模式，让他们的“声音”可成为社会各界或国外的焦点，并聚集群众力量，向政府表达诉求。
受族群分化限制
惟他认为，我国的和平集会仍处在成长阶段，并面对种种的挑战，包括主办方缺乏能力建立集会后第2阶段的架构、缺乏应对挑拨的能力和准备，还有缺乏更新集会的模式。
他受访时说，碍于我国的和平集会常受到族群分化因素限制，因此和平集会所提出的诉求，若没有牵连各种族的底线，则难以吸引全国民众参与。
“同时，若主办方一直维持原有的集会模式，不更新也不转变，则无法从中‘脱颖而出’，久而久之将让民众觉得参加和平集会，是无法有效地政府正视民众诉求的方法。”
他举例，一些国家的民间组织举办和平集会时，集会主办方的章程倾向于道德立场的表述，透过表演方式，包括抬棺材和扶灵等，吸引大众的目光和媒体的焦点，以让民众关注主办方想要表达的立场。
但他说，纵观我国几场大型和平集会，如“505黑色集会”及几场净选盟集会，虽然主办方会部署集会结束后，如何让参与集会者退场，但却少了下一个阶段“迫使”政府正视诉求的铺排。
他认为，主办方应准备好下一步的部署，让诉求得以被有关单位关注，而非在结束一场和平集会后，便让写在大字报，或撕裂喉咙高喊的诉求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