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0日讯）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日前御准，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以居家服刑后，特赦权的归属问题也引起各方争议。行动党前中委拿督邓章钦认为，现有的权威性判例支持特赦权属于国家元首个人，并由国家元首专属行使。
他强调，特赦局并不批准特赦，只能提供劝告；批准或拒绝特赦的宪法权力，是由国家元首亲自行使。
他在面子书发文，回应捍卫自由律师团（LFL）的说法时，这样指出。该组织认为，国家元首只是依据特赦局建议做出决定，因此政府应为特赦纳吉决定负责。
邓章钦表示，《联邦宪法》第42条文赋予国家元首针对特定罪行给予赦免、缓刑及暂缓执行刑罚的权力，而目前的争议点在于，最终决定是否由元首亲自作出，抑或元首必须遵从特赦局的劝告。
“既有的司法立场：特赦局负责提供劝告，元首亲自作出决定。特赦权的行使一般被视为不属于法院可以审查的事项。另一种宪法论点：基于第40(1A)条，以及该条文与第40(3)及第42(4)条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些宪法学者认为，元首应该受到有关劝告的约束。”
他认为，较具权威性的现有判例支持特赦权属于国家元首个人，并由国家元首专属行使。
他举例，在Public Prosecutor v Soon Seng Sia Heng（1979）案件中，法院判定赦免权是一项行政特权，法院无权确认或更改有关决定；在Sim Kie Chon（1985及1986）案中，最高法院把赦免权形容为一项高度特权，并明确指出，特赦局只是一个谘询机构，只能向元首提供劝告；在 Zambry v Nizar（2009）案，联邦法院则把特赦权列为君主的特权之一。
他进一步指出，联邦法院在2023年拒绝向律师莫哈末凯鲁发出上诉准令，使他无法挑战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2018年获得国家元首特赦的合法性；这再次确认，尽管《联邦宪法》第40(1A)条文已经加入宪法，但给予特赦的权力只能由国家元首亲自并专属行使，而该权力的行使不属于法院可审理的事项。
“鉴于上述司法判决，合理而言，总检察署也只能被预期采取这一立场，并将其视为我国现行法律。”
他说明，《联邦宪法》第40(1A)条文的基本意思是，当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必须“依照劝告”、“根据劝告”或“在考虑劝告之后”行使职能时，国家元首必须接受并依照该劝告行事。
他续指，在 Mohd Khairul Azam（2020） 一案中，高庭曾接受这一论点的其中一种解释，并裁定国家元首必须依照特赦局的劝告行事，同时考虑总检察长的书面意见；惟该项判决后来在上诉阶段被推翻，并援引安华与律师莫哈末凯鲁一案 ，上诉庭恢复了既有的司法立场，即特赦权由国家元首亲自并专属行使。
他说，就目前司法权威的比重而言，上述高等法院的既有判例倾向支持“国家元首个人特权”这一解释，尽管围绕第40(1A)条的宪法争议仍然存在。
“简而言之，特赦局本身并不批准特赦，它只是提供劝告。根据上述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司法判例，批准或拒绝特赦的宪法权力，是由元首亲自行使；因此， 捍卫自由律师团对政府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他建议，若政府有意将第40(1A)条规定得更明确，即国家元首只能接受特赦局的劝告，那么就应该修宪。
他举例，如果国家元首不接受有关劝告，则有关特赦申请应展延至下一次会议重新审议，而下一次会议所提出的劝告，应视为已获国家元首接受。
他强调，除非联邦法院改变目前的司法立场，或者《联邦宪法》第40(1A)条获得修正，否则现有的法律立场依然有效。
捍卫自由律师团总监拉尼雅昨日发文告批评，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将特赦权归于国家元首的说法，并不能因此让政府完全撇开责任；联邦宪法第40（2）条文所列的国家元首可自行行使裁量权事项，并不包括特赦权。
她也援引联邦宪法第42（4）（a）及第42（11）条文指出，国家元首行使特赦权时涉及联邦直辖区特赦委员会的建议；而该会成员包括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及总检察长等人士。因此政府在纳吉居家服刑的特赦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向公众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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